20世纪80年代，虎符石匮被发现时的样子。资料图

　　2026年8月，初秋的风从青海湖的万顷碧波上徐徐拂过，为金银滩草原送来缕缕清凉。草原深处，西海郡故城的残垣巍然耸立，这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沧桑古城。

　　故城一侧，一条小河潺潺流淌。河水清澈，水光潋滟。乍一看它曼妙纤弱的身影，或许谁都不会想到，它就是被一代又一代青海人称作母亲河的湟水。

　　因为地处湟水源头，又紧靠青海湖北岸，西海郡故城被冠以“西海岸头第一城”和“湟水源头第一城”的美誉。

　　两千多年，有关西海郡故城的故事，在湟水源头，在环湖草原寥廓的天地间萦绕传颂——

　　汉祚初启：羌地与中原的相望

　　公元9年，一尊巨大的石雕从湟水南岸运抵西海郡。这尊石雕顶端，蹲卧着一只猛虎，猛虎造型古拙，神态威严。

　　这一年，中原王朝迎来了又一次改朝换代，外戚王莽篡汉称帝，华夏历史迈入新的时代，此时西海郡设立也仅仅只有五年。

　　对于新生的王莽政权而言，西海郡不只是王朝西陲最遥远的一个郡县，更寄托着他“四海归一”的政治期许。

　　汉王朝与河湟谷地，与环湖草原的渊源颇深，让我们以王莽篡汉为坐标，回望百余年的沧桑过往。

　　那是一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长安城内，帝国中枢，汉武帝的目光向西凝望，视线的尽头，便是河湟地区。所谓“河湟”，指的是黄河与湟水流域，涵盖了今天青海省东部与甘肃省西部。两千多年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古老的羌族。

　　彼时的河湟羌人，并未形成统一的邦国，而是数个独立的部落。先零、烧当、卑湳、彡（xiǎn）姐、封养、卑禾、发羌……他们各有酋豪，逐水草迁徙。部落之间时而结盟，时而仇杀，古老的羌人就这样在这片辽阔土地上，相爱相杀，生息繁衍。

　　《后汉书・西羌传》记录了秦统一六国后，中原王朝与河湟羌人的关系：“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大意是：秦始皇一心兼并六国，兵力倾注中原诸侯纷争，未曾向西用兵，羌人部族得以繁衍生息。秦统一天下后，派蒙恬开拓疆土，西逐诸戎，北却狄人，修筑长城划定边界，羌人部族不得向南越过长城。

　　《史记》记载，秦朝的西部疆域最终达到“西至临洮、羌中”。“临洮”即今天的甘肃岷县，“羌中”大致囊括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这也就意味着，当年河湟地区不仅已然与秦国西部边境直接接壤，而且还是秦长城西段的起点。

　　汉匈风云：河湟大地的政权博弈

　　秦朝国祚较短，加之国内政局并不稳定，秦朝两代皇帝根本无暇西顾，中原王朝与古羌势力因此相安无事，而这也是查遍史籍，几乎找不到那一时期羌人侵扰秦边的记载，直到匈奴势力踏入河湟。

　　秦汉时期，匈奴盘踞中原王朝北方边境。秦汉交替，趁中原战乱，匈奴频频南下河套，四处征伐，既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也对河湟羌人形成巨大威胁。至冒顿单于时代，匈奴更是“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河湟羌人部落就此被卷入汉与匈奴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

　　匈奴深知河湟的战略价值，他们认定，只要联盟羌人，便可从西侧钳制大汉，从而对大汉王朝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于是匈奴不断游说羌人酋豪，鼓动羌人部族袭扰汉朝的边塞。

　　汉初国力凋敝，白登之围（公元前200年）后，汉朝只能以和亲的方式换取边境安宁。匈奴趁机挑唆羌人寇边，从此陇右边塞烽烟不息，羌人由此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但羌人与匈奴的联盟，并非牢不可破。匈奴进驻河湟后，对羌人部族极尽压榨，他们掠夺人畜，苛索贡赋，不堪匈奴压迫的羌人部族，无奈地选择逃亡。

　　汉景帝时期，羌豪留何率领彡姐羌举族内迁，归附汉朝，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彡姐羌随后被安置在陇西郡诸县。这是史籍记载河湟羌人第一次大规模东迁。离开故土的彡姐羌，与汉人、氐人杂居，成为汉王朝治下的属民。

　　学者李健胜指出，羌人的迁徙，并不全然是被动的流离。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迁徙归附，是部族谋求生存的主动选择。一部分羌人东去内附，留在河湟故土的部落，则依旧周旋于汉、匈奴之间，命运浮沉不定。

　　历史契机：汉廷经略西北的时代转向

　　文景之治时，汉王朝推行休养生息，募民实边的政策，为日后汉王朝反击匈奴积累了国力。

　　汉武帝登基后，开始了对匈奴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征伐、反击。汉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断匈奴右臂”成为当时汉王朝经略西北的核心方略。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挥师河西，大破匈奴。匈奴浑邪王率部归降，河西走廊就此归入大汉版图。此时，大汉王朝的西部呈现出这样的局面——“金城河西，西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肃清匈奴后，汉朝于是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置郡县，迁徙百姓，试图斩断匈奴与河湟羌人的联络。

　　可在河西失利的匈奴并未就此放弃河湟。

　　元鼎五年（公元5年），匈奴暗中串联河湟地区的先零、封养、勒姐诸羌，组建十万联军扑向汉塞。匈奴同时出兵入寇五原（内蒙古河套地区），杀死太守，西北大地的安危悬于一线。

　　元鼎六年（公元6年）秋，汉朝名将李息、徐自为领兵十万西征，一部分战败的羌人离开湟中，退往西海（青海湖）、盐池（茶卡盐湖）周边游牧。汉朝首先因山筑塞，迁徙民众充实河西，并在河西地区设置张掖、酒泉二郡，加强统治。同时，朝廷册封归降羌人酋豪，安抚部族，迁徙汉人进入湟水流域，开垦公田，修筑亭障烽燧，把军事触角伸进河湟谷地。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真正踏入河湟。

　　武力虽可以短时间击溃叛乱，却难以消弭隔阂。羌人部落叛服无常，加之匈奴始终暗中挑拨，河湟的局势，依旧晦暗不明。

　　赵充国屯田：高原郡县的奠基石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河湟再次爆发羌乱，烽火席卷陇右（黄河以东的地区）。

　　为了肃清边患，汉宣帝起用老将赵充国西征河湟。76岁的将军，率领大军踏入湟水谷地。

　　来到河湟后，赵充国没有一味追求杀伐之功，在击溃先零羌主力之后，他巧妙地对其余羌族部落施以分化瓦解，以求河湟地区的长治久安。赵充国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大意是：只要归顺，汉军便保全他们的庄稼与家园。在武力打击与怀柔招抚并举的政策下，动荡的河湟渐渐平复。

　　战乱平息，赵充国清醒地意识到，军事镇压，只能换来短暂的和平，想要让河湟长治久安，必须要让中原王朝的统治扎根土地。于是他审时度势呈上《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提出罢兵屯田河湟的策略。赵充国认为“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只有就地耕种，自给军粮，省去内地千里转运的耗损，才能更有效地戍守边疆，防止动乱再起。

　　朝堂之上，争论汹涌。赵充国以古稀之躯，反复辩驳，终获宣帝准许：“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此后，赵充国带领河湟军民拓荒垦田，西起临羌，东至浩门，两千余顷荒原化为良田。赵充国还兴修水利，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高原河谷。一年之后，赵充国振旅凯旋。他亲自屯田河湟的时光虽短，但屯田的火种，已在河湟大地延续下去。

　　实施屯田政策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汉朝还设立金城属国，专门安置归降羌人，允许羌人保留部落组织与固有习俗，接受汉廷管辖，与此同时，护羌校尉一职也走向常态化。辛临众成为史书可考的第一位护羌校尉，专管羌部事务，调解部族纠纷，中原的农耕文明，由此在河湟落地生根。正是这百余年的经营，才为日后西海郡的设立铺就了现实的土壤。

　　学者崔永红在《青海通史》中评述：“赵充国的河湟屯田，不只是经济举措，更是中原王朝将行政体系植入河湟的预演。军事征服是敲门砖，屯田垦殖才是扎根高原的根基。”

　　西海郡：四海归一的高原实践

　　经过西汉的百年经营，河湟局势趋于稳定。此后，汉昭帝设置金城郡，疆域向西延展，最终抵达青海湖以东，将河湟谷地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到了西汉末年，王莽执掌朝政，更是雄心勃勃地推进拓边大业。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遣中郎将平宪前往青海湖畔，以财物利诱卑禾羌首领良愿。良愿献出鲜水海、允谷、盐池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于是王莽奏请朝廷，正式设立西海郡。

　　郡治定在龙夷，也就是今天的西海郡故城。设郡之后，汉王朝在青海湖周边地区修筑五座县城，并广建亭燧驿道，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行政军事网络，大量触犯法令的内地百姓也被迁徙到西海郡戍边。

　　在后世解读中，总是习惯性地将西海郡的设立，视作王莽追求“四海归一”的政治表演，但综合个中缘由便会明白，西海郡的诞生，更多的是多重力量共同促成的结果，它固然承载了王莽的政治理想，却也建立在霍去病征伐河西、赵充国屯田戍边、金城属国治理羌人这一系列历史积累之上。它是百余年汉廷经略河湟的延续，是郡县制度向高原推进的必然尝试。

　　设立西海郡后，环青海湖地区羌人对汉王朝的威胁并未就此解除，居摄元年（公元6年），羌人首领庞恬、傅幡起兵反抗，围攻西海郡，太守程永弃城出逃，后程永被王莽处死。次年护羌校尉窦况出兵平叛，才暂时稳住局面。

　　可是随着新莽政权覆灭，中原地区战火四起，朝廷再也无力维系远在青海湖畔的边郡，仅仅过去了19年，西海郡便被废弃。

　　东汉续脉：羌汉之间的漫长磨合

　　乱世之中，王朝动荡，朝廷更加无暇西顾。西羌酋豪趁机做大做强，入居塞内，金城诸县多被羌人占据。陇右的羌族势力，也是极力拉拢羌人部落，借羌部力量巩固自己的势力。东汉立国后，面对帝国西陲的动荡局面，刘秀的目光再次聚焦河湟。

　　建武六年（公元30年），护羌校尉温序赴任途中被羌族首领隗嚣部将俘获，温序宁死不降，伏剑殉国，成为东汉第一位见于史册的护羌校尉。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刘秀亲征陇右，击溃隗嚣势力，陇右重归中央掌控。

　　天下初定，如何治理河湟羌人，成为摆在东汉朝廷面前的难题。

　　司徒掾(汉朝时掾不是独立的官职，而是属官的统称，相当于长官的办事助理或者是幕僚)班彪上书光武帝刘秀，语重心长地剖析西部边地的困境：“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班彪看清了叛乱的根源，羌汉杂居，风俗语言相异，边地官吏的欺压盘剥，才是激起反抗的根源。他建议恢复西汉旧制，重设护羌校尉。刘秀采纳建议，任命牛邯出任护羌校尉。

　　东汉王朝尽管没有重建西海郡，但是没有停下对环湖草原的经营。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金城西部都尉曹凤上书汉和帝，力陈大小榆谷（今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及黄河南岸一带）土地肥美、坐拥西海渔盐之利，是烧当羌得以强盛的根基，建议趁羌部衰困之时，修复故西海郡旧地，广设屯田，隔绝羌胡往来，以殖谷富边、纾解内地转运之苦。

　　朝廷采纳他的建议，任命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屯驻龙耆，也就是昔日西海郡故城所在地。曹凤在环湖一带开辟了34处屯田据点，试图接续王莽时代西海郡的经略事业，曹凤屯田使得铁犁牛耕、水利技术顺着环湖草原传播开来。农耕与游牧在这里相遇，汉羌百姓在土地之上彼此往来，一部分羌人部落渐渐走向编户化，慢慢融入王朝的治理体系。

　　曹凤在青海湖周边戍守经营五年，可惜永初年间羌乱爆发，屯田被迫废止。

　　明万历初年，陕西省郃阳（今合阳）莘里村，一方汉碑横空出世，这就是被后世金石家奉为汉隶至宝的《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刻立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是郃阳县吏为纪念县令曹全而立。曹全，出身河西名门，也曾远赴西域建功立业，后出任郃阳令，平定地方动乱，曹凤正是曹全的祖父，古老的河湟就这样和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作品联系在了一起。

　　虎符石匮：铭文中蕴藏的高原雄心

　　今天的人们，虽然只能在想象中描摹公元9年，王莽将虎符石匮矗立于西海郡时的盛况，可他当年的踌躇满志，却被虎符石匮深深铭记。

　　虎符石匮，本是用来收纳王莽颁布天下“符命四十二篇”的礼器，它承载的，是一套宏大的政治构想。石头是冰冷的，可是王朝统治者经营环湖草原的政治抱负却是滚烫的。在青海湖畔矗立了两千多年的虎符石匮，守望的一边是中原王朝的政治抱负，一边是古羌世代栖息的高原故土。

　　1942年，消失多年的虎符石匮在金银滩草原的荒草间重见天日。马步芳的幕僚冯国瑞初见此物，便感知到它沉甸甸的历史分量，他想要将它运往西宁做进一步的考证，哪知高原古道崎岖泥泞，马车不堪重负，车轴轰然断裂，虎符石匮便被遗弃在东大滩的旷野，任由雨雪风沙日复一日侵蚀。直到1956年，才被正式移入文保机构。又隔数年，石匮下半部分出土，两块石刻的铭文终于拼合完整：“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22字篆书，把一个王朝的边疆雄心，永久镌刻在石头之上。因为虎符石匮的横空出世，人们才得知，从人们眼中消失了两千多年的西海郡，其实就在青海湖畔。

　　河湟古道：文明交汇的远古源流

　　西海郡的兴衰是一次沉重的历史试验。它告诉后人，大一统不只是疆域版图的拼接，更需要文化的交融、人心的安顿。在此后的历史演替中，这个定律被一次次地证实和强化。

　　河湟谷地，自古便是文明交汇的通道。远在郡县制度抵达这里之前，此处就已经是东西方文明往来的走廊。

　　学者王明珂认为，历史不能只有中原王朝的单向叙事，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是中原与边疆、华夏与诸族，在漫长岁月里共同书写的篇章。

　　学者崔永红在著述《青海通史》中也曾断言：“西海郡的建立，是西汉王朝对河湟地区经营的一个高峰，也是汉、羌、匈奴多方势力角逐下的历史产物。”

　　如今，两千余年的风雨已然漫过古城墙，汉王朝的宏图、古羌部族的浮沉、东西方文明的碰撞，都沉淀在这片断壁残垣之间，故城虽已破败，但河湟大地上历朝历代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脉络，却从未断绝，湖山远寄，绵延不绝。

　　（来源：西海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