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宁市湟中区上新庄镇加牙村，流传着一种纯手工“栽毛”技艺，这种传承数百年的栽毛技艺不断汲取安多地区藏、汉、回等多个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一种具有文化内涵，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栽毛毯——加牙藏毯制作工艺。

　　加牙藏毯的前世今生

　　加牙藏毯，河湟民间也称作“加牙栽毛褥子”。“栽毛”呈现出原始、动态的手工技艺，“褥子”泛指尺寸较小的卡垫、炕毯及真正意义上的褥子。“加牙栽毛褥子”是高原农牧民将“栽毛”与“褥子”联结在一起，以当地“西宁大白毛”为原料，用独特的“8”字扣工艺，编织出的用于御寒隔潮保暖的生活用品。

　　相传，清朝嘉庆年间，宁夏地毯匠大、小马师来到湟中加牙村，当地马、杨两家拜其为技师，学习栽毛毯编织技艺，尽得真传。从此，加牙人在务劳庄稼的间隙，用本地产的羊毛捻线编织地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1999版《青海通史》记载：“至民国时期，这里（加牙村）成为有名的手工织毯专业村。有家庭手工业户五六十户。地毯由原来的单色无图案发展为彩色有图案地毯，制作精细，销路大增。”

　　其实，加牙地区很早就流传着用羊毛捻线编织“褐布”、缝制衣衫的技艺。毛纺织手艺如山间溪流一样，不断接纳从高地奔涌而来的溪水，终成延绵不绝的小河，奔流在毛纺织手工艺的河流之中。这条河流的源头甚至可以往前追溯到3000多年前。

　　1959年春天，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诺木洪搭里他里哈（意为“火烧过的山头”）地区，文物部门经考古发掘了一处史前人类遗址，除发现房屋、围墙、圈栏等遗址外，出土大量骨针、骨纺轮等骨制品，还发现毛席、毛带等羊毛织物等多种生活用品。

　　诺木洪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毛织物是迄今我国出土最早的毛纺织物实物，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证明在3000多年前，我国羊毛编织水平已达到一定水平。这些被称为“毛席”“毛布”的残片安静地陈列在青海省博物馆“青海历史文化”展厅，向世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这些弥足珍贵的毛织物还能以成片的姿态呈现出3000多年前羊毛和色彩的碰撞，经过一双双粗糙的手，用骨纺轮将松散的绵羊毛捻成毛线，经过植物染色，可能在一个简陋的架子上，经过千万遍重复的动作，将毛线编织成片，成为高原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也是我国地毯最早的雏形。其实，这些“毛布”和今天加牙生产的“褐子”何其相似！

　　加牙藏毯的高光时期

　　1913年，加牙村有一所职业学校，吸纳周边村民学习栽毛技艺，学员和村民共做马褥、地毯，全村妇女都能捻线栽织，产品花样新奇、精致，除供应湟中地区外，远销甘肃武威等地。

　　《青海藏毯志》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27），湟中加牙滩的手工栽织毯最高可销6000条以上，产品除塔尔寺购买外，还销往甘肃、宁夏、西藏、四川等地。”可见加牙藏毯的生产量和销量非常不错。

　　如果说宁夏织毯匠人给加牙村带来比较成熟的织毯技艺，输入新的血液，那么距加牙只有九公里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塔尔寺历代的修缮和扩建，以及鲁沙尔民族用品市场的兴盛则为加牙藏毯提供了市场资源。

　　改革开放后，加牙村的藏毯编织业再次迎来繁荣期，又一次奏响劳动致富的乐章。据加牙村的老者介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天来加牙村收购成品藏毯的商贩很多，他们走街串巷、出门入户，收购藏毯。村里无闲人，七八岁的黄毛小儿，放学回家就会拿起捻线杆捻线；耄耋老人也都在围着栽毛架子转。藏毯编织成为加牙人的一项重要副业，这让周边村庄的人们羡慕不已。有一首流传在湟中的花儿：“加牙和申中连着哩，孤山尔隔河着哩。姑娘嫁到加牙里，不捻线着做啥哩？”

　　加牙人夜以继日地赶活儿，一批又一批的藏毯被运往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牧区，丰厚的报酬吸引周边申中、黑城、上新庄等村落的群众也加入到藏毯编织的行列。很长一段时间里，“加牙”已成为藏毯的代名词。

　　青海的每个寺院中，几乎都有数量不等的加牙藏毯。作为一种生活中奢侈的装饰品和耐用品，广大农牧区的人们也对藏毯有着深深的情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只要随便走进加牙周边的庄户人家，过堂屋，进主卧室，大都能看见满间大炕上，中间摆放着长条形炕桌，两边各铺两条色彩艳丽的加牙栽毛褥子，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庄户人家的标配。有道是：“安多地毯出湟中，湟中地毯数加牙。”

　　藏毯市场饱和后的危机

　　加牙栽毛藏毯艺人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除在本地收徒传播栽毛手艺、编织大量栽毛褥毯外，应形势的发展和不同的需求，向外大量输出技术，使加牙栽毛藏毯的编织技术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过程中，鲜有艺人留下名姓，对这种技艺，他们从来没有深藏不露，只是当作一种在种田之外挣一点“外快”的手艺。

　　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思想活跃，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商机。这种形势下，加牙村的集体经济已无法维持，相关实体关门停业，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自产自销的传统模式逐渐兴起，加牙藏毯生产进入又一个繁荣时期。

　　1985年，湟中县（2019年改区）上新庄乡上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延年带领村民创办村办企业上新庄藏毯厂。改进编织技术、创新传统图案，藏毯开始批量生产。1993年，上新庄工贸总公司下辖的藏毯工贸公司已发展成为国内出口型藏毯生产的重要基地，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德国、西班牙、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藏毯行业的领头羊，上新庄被省内外誉为“藏毯工业村”。数年间，各地许多织毯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天津、山东、河北等地的机织地毯大量涌入藏毯市场。

　　随着藏毯在人们生活中的日益满足，藏毯销售疲软，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多数藏毯企业直接倒闭或转产，藏毯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在这种大环境下，曾经辉煌的上新庄藏毯企业跌下神坛，破产改组。以家庭作坊为主的加牙村织毯户更是遭受巨大冲击，高昂的手工成本和低廉的市场价格形成倒挂，订单减少，导致一些家庭藏毯编织作坊直接停工停产。

　　杨永良，加牙藏族织毯技艺的守护者

　　加牙村素有“织毯村”的美誉。各个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些编织技能娴熟、口碑良好的藏毯编织艺人，很多人并没有留下名姓，他们编织的藏毯上也没有编织者的任何信息，但他们共同创立了一个品牌——加牙藏毯，他们拥有同一个名字——加牙栽毛匠。

　　在加牙村藏毯编织的长河中，杨氏一族的织毯艺人传承有序、技艺出色，从清康熙年间的第一代编织艺人杨正贤、杨正泰兄弟至第七代杨永刚、杨永良、杨永柱兄弟，加上本村的辛宝庆、祁占林、刘玉、王洪善、徐守功、杨永生、田生青，新城村的马得全、卢忠儒、李生兰，陈家滩村的王廷喜，老幼堡的兰天德等等，都为加牙藏毯的发展和成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1962年出生的杨永良，是加牙村杨氏家族藏毯编织第七代传人之一，也是加牙村藏毯编织者中的佼佼者、幸运者。

　　杨永良从小跟随父亲杨怀春、叔叔杨新春等老辈人学习编织藏毯，从简单的撕羊毛、捻线开始，到能够编织简单的卡垫、马褥毯，再到能独立完成洗毛、染线、上经、挽缯、锁边等10余道藏毯编织技艺，对加牙藏毯的主要制作工序和多种图案的编织谙熟于心。

　　杨永良在延续、传承加牙藏族编织技艺的基础上，开始尝试设计现代元素与民族图案相结合的图案纹样，改进织毯机架，尝试增加道数，藏毯编织技艺日渐成熟。

　　杨永良记得第一次跟随堂哥杨永刚到玉树售卖藏毯，收入800多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从那儿以后，加牙村便有了专门向涉藏地区贩卖藏毯的商贩，即使报酬丰厚，杨永良也没有做成专门赚取差价的中间商，他只是一个拥有良好口碑的栽毛匠人。

　　当然，手工地毯市场遭遇机织地毯无情冲击、市场前景极不乐观的情况下，加牙栽毛藏毯也没有躲得过，许多栽毛作坊纷纷停产或转型。当一心扑在藏毯编织世界中的杨永良回过神来，自己周边曾经的栽毛匠人早已拆卸编织架梁，背负行囊远赴大城市打工挣钱。他摩挲着编制架梁上还没有完工的藏毯半成品，陷入沉思。祖祖辈辈经营的加牙藏毯编织技艺，虽然没有给匠人们带来巨大财富，却能在灾荒年景添补家用。他们贫穷过、辉煌过、也间断过，但还是一步步走下来，传承百年。加牙藏毯技艺能够丢弃吗？杨永良不敢停下手中的活儿，怕一旦停下来，再也提不起来。他有一种执念，就是加牙藏毯编织技艺不能就此断送在自己手上，即使千难万难也要继续做下去。没有人来学习藏毯编织技艺，他就叫自己在铝业公司上班的儿子和儿媳继续学习，把自己几十年琢磨出来的诀窍全部传授给他们。和他一起坚守的还有他的堂兄杨永刚和弟弟杨永柱。

　　由于杨永良掌握了高超的藏毯编织技艺，还有一身修复藏毯的绝活，一些具有藏毯情怀的老顾客频频和他联系，订单源源不断。

　　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让加牙藏毯的传承发展重获生机，杨永良和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不断迎来高光时刻——

　　2003年，青海省文化厅为保护加牙栽毛藏毯编织技艺，启动申报非遗项目工作。

　　2004年7月，首届“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在青海会展中心开幕，为青海藏毯走向世界提供了展示舞台。

　　2006年，“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6月，杨永良被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008年，加牙藏族织毯技艺被湟中县委县政府列入当地重点打造的“八瓣莲花”文化产业品牌之中。

　　从2008年开始，杨永良连续多年在中国（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现场展示加牙藏族织毯技艺。

　　2010年6月，杨永良被授予“青海省二级民间工艺师”称号，四年后被授予“青海省一级民间工艺师”荣誉称号。

　　2012年2月，杨永良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9月10日，荣获“第二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传承人展示奖”。同年，杨永良加入青海省藏毯协会，传承加牙藏毯“8”字扣编织技艺，参与出土编织物种类与年限鉴别工作。

　　2022年12月，杨永良获得第二届“西宁工匠”荣誉。

　　2024年3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共同研究确定了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拟认定名单，杨永良名列“编织扎制”类“第一批乡村工匠名师”，同年8月，杨永良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杨永良编织的加牙藏毯成品及使用的织毯木机梁、木纺车等工具被青海省博物馆、西宁市湟中区文化馆等单位收藏。自2009年在加牙村成立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习所，杨永良担任负责人，每年都要举办1-2次加牙藏族织毯技艺培训班，给村民培训捻线、染线及栽毛技术，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

　　不是尾声

　　杨永良几十年如一日，凭着一腔热情和信念，继续着加牙藏毯的传承之路。在继承父辈独特技艺的基础上，他大胆设计，复原并编织出濒临失传的“一杆旗”马鞍韂毯和骆驼圆形鞍韂等古老藏毯样式，在加牙藏族织毯技艺传承、创新及修复旧毯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临近完稿时，笔者在《西宁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3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电视剧《生命树》创作座谈会上，一块来自青海的加牙藏毯《三江源生态》作为高规格文化礼物，被青海省委宣传部郑重赠予剧组。这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永良耗时八个月全手工编织的藏毯作品，以青海高原千百年长成非遗“生命树”的加牙藏毯，来礼赞历经七年终成丰碑的现实主义剧作《生命树》。

　　实际上，作为栽毛匠的杨永良们，何尝不是在用毕生心血，传承发展加牙藏族织毯技艺，在织架和毯面上谱写着一曲生命之歌！

　　（来源：青海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