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日塘秦刻石。侯光良供图
当我们叩问黄河源头的秦时明月，一方沉睡千年的刻石，正为理解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基因与当代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注脚。
2025年9月15日，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的一处刻石被正式认定为秦代刻石，并定名为“尕日塘秦刻石”。“矗立河源，补史之缺！”这块古老石头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更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字、书法及地理意义，系统解码了秦朝“书同文”这一塑造文明底色的伟大实践。
补史之缺，
重塑民族交融的早期记忆
尕日塘秦刻石全文共37字，保存较完整的文字信息为：“皇帝/使五/大夫臣□/將方□/采樂□/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前□可/□百五十/里”。这段不见于《史记》等任何传世文献的文字，具有极高的“补史之缺”的史料价值。
刻石记录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五大夫翳率领方士团队前往“昆陯”（昆仑）采药的官方行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它补充了秦始皇期盼长生久视，四处派人寻仙采药的史实素材，同时破除了以往认为秦始皇派人寻仙采药只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观念。从尕日塘秦刻石和《里耶秦简》综合来看，秦始皇派人寻仙采药是全国范围的，并不只限于东部沿海。
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铁证。秦帝国西疆原本止步于陇西郡，其外便是羌人活跃区域。五大夫的采药车队能够深入黄河源头，很可能得到了沿途众多羌人部落的协助与支持。这生动反映了秦王朝与西部羌人部族的深度互动，将中原与青藏高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大幅前推，为唐蕃古道等高原交通网络的形成奠定了早期的历史基础。
“书同文”，文化大一统的边疆回响
在书法艺术层面，尕日塘秦刻石是秦朝“书同文”政策超越政治管辖边界、产生广泛文化辐射力的最佳范例。
刻石上的37个字，文字风格统一，属典型的秦篆（秦小篆）。专家通过高精度信息增强与微距摄影技术分析发现，其刻制采用了秦汉时期典型的“平口刀法”，斜方直接入石，具有显著的“因形布字”特点（即根据岩石天然的形状来布局文字）。书法气息高古，字体圆中寓方，章法规整中见参差，甚至隐隐展现出隶变的开端。
刻石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语言文字演变的活化石。尕日塘秦刻石的用词造句，高度符合秦代统一后的语言习惯与官方规范。
例如，刻石开篇使用“皇帝”二字，而非“王”或“帝”，严格遵循了秦统一六国后更改的名号制度；文中表示“抵达”时使用了“到”字而非古文中更常见的“至”字，这与大量出土秦简牍中“到”字使用频率远高于“至”字的规律完美契合；而“昆陯”的“陯”字使用了极为罕见的软耳偏旁（阜部），这与《里耶秦简》中的写法如出一辙。使用介词“以”来引介时间（“以卅七年三月己卯”），也是典型的秦简行文特征。
尕日塘秦刻石的存在表明，标准化的秦篆不仅通行于中原郡县，更随着国家使团的脚步，被深深刻印在了遥远的雪域高原。这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文化认同与大一统国家意志的宣示。
矗立河源，实证早期中国的疆域视野
“河出昆仑”是深植于中国古人记忆中的古老地理观与神话信仰。在尕日塘秦刻石被确认之前，学术界对于秦朝人的地理认知与活动范围，往往局限于史籍所载的“西至临洮、羌中”。然而，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彻底突破了传统文献对西部地理的模糊描述。
2020年7月5日青海师范大学科考队成员在现场观察石刻。侯光良供图
这处刻石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扎陵湖北岸。经科学测算与历史地理学印证，秦代使团从“秦都”咸阳出发，历经千余里跋涉，克服了高寒缺氧的极端自然环境抵达此地。刻石中明确记录了“车到此”的信息，这证明了早在秦代，中原先民的探索足迹就已经深入到了青藏高原腹地的黄河源头区域。
它不仅证实了中原王朝对于黄河源区、昆仑山所在方位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更表明新生的大一统国家已经将影响力扩展到了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探寻地理极限与国家疆域认知的伟大实证。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透过尕日塘秦刻石叩问黄河源头的秦时明月，用“石语千年”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它所承载的昆仑精神与文化认同，正与当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题形成深刻呼应。保护与解读好这方刻石，就是守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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