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是道大难题

　　新生代外来务工者正值谈婚论嫁的年纪，婚姻问题是他们要面对的难题，想要在城市结婚、安家、生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种种问题迎面而来。

　　当农村娃遇上城里姑娘

　　李峰从内地农村来西宁打工，是为了一个城里姑娘。

　　李峰在老家的济南打工时，夏萱在这座城市上大学，为了勤工俭学，夏萱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偶然的机会，两人相识、相爱。一年后，夏萱大学毕业，为了两个人的将来，李峰决定前往女孩的家乡西宁。

　　李峰发现西宁的生活原本没有他们憧憬的那样简单。起初，李峰并不能找到一个令自己和夏萱家人满意的工作，女孩的家人还提出两年内在西宁买房的结婚条件。为了存钱，李峰一直住在西宁房租最便宜的地方，远离市中心的曹家寨、彭家寨的民房成了他的首选，每天上班再苦再累也坚持自己做饭，李峰说，在外面吃太贵，基本上一个月他才舍得吃上一顿肉。他还不得不面对简陋的生活环境，十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李峰说，有段时间厕所门坏了，房东一直不给修，有时推开门发现里面蹲着个女生，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总让他尴尬不已。

　　眼看着期限已到，李峰还是不能凑够房子的首付。李峰说，父母都靠种地为生，一辈子也存不了多少钱，在经济上不能给他太大的帮助。更何况李峰的妹妹结婚时几乎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李峰对父母的做法并没有异议，妹妹能够体面地嫁出去也是他做哥哥的最大心愿。可同时，他也没有了对家里人的最后一丝幻想，最后也没能在夏萱父母规定的时间内凑足房子的首付。

　　李峰说，尽管分手了，经过在城市的几年打拼，他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他不甘心再回到农村。

　　恋爱，是件奢侈的事儿

　　建筑工地的工作条件虽然辛苦，但作为技术员的刘义很知足。因为是技术工种，他在工地上的地位相对较高，待遇也好，唯一遗憾的就是很难接触到女孩。刘义说，在建筑工地上一眼望去，清一色的大老爷们儿。

　　刘义刚工作不久，转正后一个月的工资能拿到四五千元，还包吃住。他自信满满地说，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要在西宁买房安家。

　　可事实上，这对于他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刘义说，由于姐姐已经出嫁，父母在家务农，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地上，日常开销并不大，他每个月都把存下的一部分钱寄回家里补贴家用。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负担很重。

　　所以23岁的他，把谈恋爱、结婚的年龄定在了30岁。不是他不想谈，实在是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刘义说，等他工作稳定下来，手里存够买房子的钱，他就结婚。可以目前西宁的房价来说，想要实现这个梦想还很难。

　　王卓虽不像刘义那样在工作环境里缺少异性，但23岁的她从未谈过恋爱。王卓的生活极其单调，除了上班，更多的时间就是在宿舍里睡觉，不是她不想去谈恋爱，而是根本就没有时间。

　　王卓说，以她家目前的经济条件，她根本无法想象在城市结婚、安家，她虽然身在城市，在这个城市打拼，但她从没想过在若干年以后，这个城市能够容纳她，让她在这里能够真正有个家。

　　刘义的工作性质就是在各地跑，这里有工程这几年就待在这里，这里的工程完工了，过几年就把工地移到了别处。而且一年里除了冬季工地停工和特殊的天气状况，他几乎天天都要待在工地上，工地离西宁近了还好，离得远了就只能冬季回到家人的身边。因此，在他们的行业中有个顺口溜：“娶了老婆见不上，买了房子住不上，生了孩子养不上。”

　　漂，也要两人在一起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旸决定找个跟他有一样工作的媳妇，平常能够经常见到，相互也有个照应。胡旸说，这种现象如今在工地上并不罕见，夫妻二人都在同一家建筑公司上班，公司也会照顾这种情况。

　　罗萍和他的老公就是在同一家火锅店认识的，当时她是这家店的服务员，老公是厨师。在他们老板的撮合下，他们走到了一起，不能不说这也是服务业公司老板留人的一个策略。

　　两年前，罗萍结婚了。婚后她回到火锅店，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再加上她迅速被提拔成了经理，公司给予特殊照顾，在员工宿舍的单元房里给她和她老公分了一个房间，他们得以在西宁有了自己的小天地。而其他房间依旧是员工的集体宿舍。即便还是有许多不太方便的地方，罗萍已经很满足了，毕竟两个人不会因为工作原因而长期分居。

　　孩子，甜蜜的负担

　　马有德结婚三年了，由于离家只有二十多公里，他每天都尽量把活赶着干完，如果下班早，就有足够的时间赶回家。回家只为看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几个月前，马有德的女儿出世了。自从有了孩子，马有德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里多了一张嘴，马有德肩膀上也增加了一份负担。马有德说，他们家兄弟两个，他是老大，按照他们那边村里的规矩，小的继承家业负责赡养父母，大的就要从家里分出去单过。孩子太小没人带，马有德只好让妻子辞去工作，专心在家带孩子，可是，这样一来，家里就少了一部分经济来源，所有的重担都压在马有德身上。

　　据青海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刘军介绍，他们曾在前段时间对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生育问题作过调研。“青海的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生育时间相对于上一代明显延后，而且以一个孩子居多。”刘军说，这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因为户籍等问题入托、入学相对困难，而且在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很高，沉重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有了相对于上一代更清醒的认识。再加上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对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更深入的了解。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要想转变身份成为城里人，在城市买房似乎成了他们的唯一途径。可是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好，完全要依靠自己的打拼，这群80后、90后的绝大部分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城市买房，他们继续编织着自己的“城市梦”。

　　“城市梦”照进现实

　　每个走进城市的新生代外来务工者都怀揣一个“城市梦”，这也是支撑他们继续留在城市的支柱。渴望融入城市的年轻一代，正以实际行动为留下而不断增强内力。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个群体的辛勤劳作，同时，如何才能让他们更加体面地生活、劳动，并实现人生价值，是城市人该解决的问题。

　　渴望融入城市

　　刘义每次从山东老家回到青海都会有一定程度的高原反应，嘴唇发紫、起皮，像是严重缺氧、缺水一样。刘义说，办公室的一桶矿泉水他两三天就喝完了，可是症状并没有明显减轻，只要适应一段时间就会好一些。说起这些，刘义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似乎并不在意高原反应，在他的心里，什么也阻挡不了他想要留在城市的脚步。为了能有个收入较高的工作好留在城市，他宁愿承受这一切。

　　胡旸工作时间并不长，可已被太阳晒得黝黑，就连和他相处两三年的辅导员也几乎认不出他来。在采访结束时，胡旸的辅导员提出想带他回学校看看，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工作服，犹豫了一会儿说：“今天穿着工作服呢，改天吧。”

　　胡旸换了衣服和普通的城里孩子没什么两样。他渴望融入城市，而在他心里，工作服似乎成了一道障碍，他不希望穿着工作服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不希望工作服在他身上烙上打工者的烙印。

　　谁都有做“梦”的权利

　　马有德初中毕业后没多久就到社会上闯荡，七八年的时间，他平均每年换一份工作。马有德说，最终他选择了这份工作，一干就是两年多。

　　即便是公司车队队长，一个月的收入有三千多元。马有德说，孩子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但是每顿吃得很多，一桶奶粉没两天就吃完了。孩子暂时还住在农村，可在他眼里，自己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给孩子买的奶粉也是几百块钱一桶的奶粉，仅有的收入几乎全部花在了孩子的奶粉上。当问及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维持的，马有德沉默了许久。

　　这几年农村的条件好了许多，马有德的父母也有了一些积蓄，他考虑不可能一辈子给别人打工，打算将来从父母那里借点钱做生意。他明白这都是父母的养老钱，得来不容易，他不想这些钱轻易就打水漂了。他说，与人打交道是门学问，等他掌握了这门学问，他想和妻子开个小店，做个小生意，自己给自己打工。将来能够凭自己的本事把房子买在西宁，对将来孩子上学也方便一些。

　　王卓最大的希望就是职位能够再往上升，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在她看来，能够挣到更多的钱，或者有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才有资本留在城市。

　　可是，以目前的房价，想在西宁买房谈何容易。李峰算了一笔账，就算在西宁位置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房子，每平方米的价格也在四五千元，一套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少说也得三十多万元，而这只是个毛坯房，装修又得花一笔钱。对于新生代外来务工者来说，每个月三千元的工资已经算是高的了，这样的高房价，让一部分新生代外来务工者望而却步。

　　老公家在四川农村的罗萍，在西宁经过几年打拼，有些厌倦。每天无休止的工作，忙碌的只剩工作。于是，她和老公用多年打工的积蓄，父母又支持了一部分，在四川的一所小城市买了房子。她想要在不久的将来和老公一起回四川，和老公一起做小生意，一方面不至于这么辛苦，生活成本也更低一些，另一方面也圆了自己的“城市梦”。

　　学技术为留下来添砝码

　　青海省总工会法律与保障部教研员张露明说，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在务工理念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们不像上一代一样闷头干活，他们更加有思想，不希望依靠出卖体力劳动挣钱，而是渴望能有更体面的工作，因此，即便考不上大学想要上技校学个手艺的现象比较普遍。

　　青海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石敏主抓学生的招生就业工作，据她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学院近几年7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农村，他们大多选择在社会上需求量大的技术类专业，学院也着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生产、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他们动手能力较强，很快就能适应工作岗位。石敏说，这些孩子不好高骛远，在学院的帮助下，能够基于自身能力和学历层次给自己的职业一个准确的定位，这样有利于他们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通土木工程系的辅导员王岳峰说，日常跟学生沟通时，大多数学生表达出希望在技校掌握一门技术，并且能够依靠技术在不久的将来留在城市的想法。其实，虽然他们是农村娃，可从小就在上学，对于种地完全是个门外汉。另外，既然学了一门技术，回到农村也没有什么就业门路，留在城市反倒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新生代维权意识强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和上一代相比更加渴望得到社会的尊重，而且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比上一代明显较高。张露明通过多年的工作经验了解到，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维权意识强，发生维权的事件相对较少。这并不是他们遇到的侵权事件少，而是他们不像上一代一样，出来打工只是为了挣钱改善生活，遇事忍气吞声。

　　张露明说，2012年他就遇到了一名女职工找到工会，说是在她休产假期间，工厂要扣她的工资，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按照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九条规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张露明说，女职工的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像这样的事情找到工会，工会都会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当时就立即要求工厂纠正其错误行为。

　　张露明认为，在新生代外来务工者的观念里“能干了就干，干不了就走”，他们不怕找不到工作，也就不害怕得罪老板。因此，他们遭遇侵权事件的概率相对较少。

　　张露明说，这个城市需要这些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工资待遇并不高，并且缺乏社会保障，而工会提倡提高这个群体的收入，只有收入上去了才能更加体面地生活、体面地劳动，有助于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唐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