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牧人与一片草原和一群人的故事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尕布龙作为一个省部级干部，甚至连茶叶都舍不得喝。多少年来，他一直用山上自己种植的黑刺的叶子充当茶叶泡水喝。问及此事时，他淡淡一笑，风趣地说：“这种茶有保健作用。”
说来，你可能还是不相信，几十年来，他家的餐桌上从来没有过一道像样的菜，偶尔有一盘炒鸡蛋，那已是破天荒了。每年冬天，他都要腌几大缸萝卜和白菜。他一年四季都是一身布衣，以致很多人都觉得，他好像很多年没换过新衣服了。无论冬夏，他罩在外面的永远是那套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
你能简单地说，这仅仅是一种俭朴或者廉洁吗？我们甚至不能用“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之类的话对这样一位老人进行评价——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着那样做他和别人都会感到别扭。
对这位憨厚的老人来说，俭朴和廉洁从来就不是一种追求的目标，而是一种品质，一种任何环境都无法改变的本色。加上他秉性耿直甚至固执己见，越发凸现出他的本色。就像他脸上那蒙古人特有的棱角一样，任凭岁月沧桑，也无法抹去。虽然白发已经布满了双鬓，虽然皱纹已经刻满了额头，但他依然故我。
当了22年的省级干部，他至少有数千次下到全省各地的农村牧区搞调查研究和检查指导，但在每次下去之前，他从没向当地党政部门打过招呼，更不允许其他同志背着他事先通知接待。而每到一个地方，他总和秘书、司机同住一屋，一间普通房间，有三张床就行了，吃最简单的饭菜。
有一次去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桦林乡——那时他已是常务副省长了，检查完工作时也快到午饭时间了，他看见，一位乡干部向另一位乡干部“挤”了一下眼睛，那个乡干部就会心地离开去准备午饭了。他发现了，就问：“中午吃什么？”那位挤眼睛的乡干部回答：“省长，我们准备了个尕羊，已去收拾了，简单吃点。”他一听就不高兴了，执意拒绝。乡上的人说：“你一个省上领导来了，我们表个心意，宰一个尕羊算个啥，我们‘挤’个眼睛不就行啦!”这下，他可火了：“你们这样挤一下眼睛就宰掉一只羊，一年要‘挤’掉多少只羊哩？”回到西宁后就责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此类事情。
还有一次去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县领导不知怎么知道了他已在草原上了，并得知这一天，他要路经一个牧业点，就吩咐下面的人在那里准备一下，接待他吃饭。饭确实准备了，而且还宰了一只羊。但尕布龙几个人到那里时，负责接待的人还没赶到，锅灶、帐篷前忙碌的人又不认识他。他故意问：“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饭吃，我们都饿了。”当时，就有人回答说：“不行，我们是在等尕省长，这些吃的是给他准备的。”他又不动声色地说：“那好，不过，尕省长他肚子也尕，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你们就给我切一小块羊肉，给一点点面，我们自己揪点面片吃，总可以吧？再说了，我们也是为工作嘛。”那些人就同意了。他就开始亲自动手做面片。等他吃完了，在那草地上休息时，负责接待的人才赶到。专门请来做饭的厨子一听刚才做饭的那人竟然就是尕省长后，吓得脸色都变了。但他却开玩笑说：“没有什么的，说不定你做饭的技术还没有我高呢，不信，你尝尝。”
他在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在海南州召开过一次全省州地市人大工作联系会。会议期间，他一直要求饭菜越简单越好，而且一律不准上烟酒饮料。会议最后在贵德县结束，按惯例所有大小会议结束时总会有一次宴会，烟酒是少不了的，饭菜也得上点档次。他走进餐厅看见所有的桌子上都摆满了盘子，还放了烟酒，脸色顿时铁青。在饭前讲话时，他气愤地说：“同志们呐，就在此刻，因为发大水，南方一些地方，有上亿人正在遭受灾荒，他们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还在这里大吃大喝，你们能吃得心安吗？请马上从所有的饭桌上撤下烟酒和饮料，并请会务组的同志负责清点折算，把钱全部捐给南方灾区。”
他讲完话，一屁股坐在那里时，餐厅里静得能听见他喘粗气的声音。他平生最厌恶的事就是一些干部慷国家人民之慨，行铺张奢侈之能。那次海南之行前后四五天时间，他一直和两三位工作人员住在一间大房间里。
1990年7月，他带领有关厅局领导和东部几个贫困县领导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些地方，就东部贫困山区调一部分农民到海西搞扶贫开发的事进行实地考察。那天一大早，他们从都兰出发到格尔木——那是个周末，身边的人问他：“要不要给格尔木打个招呼。”他不让。等他们一路考察过去，赶到格尔木时，招待所餐厅里已经没有饭了。于是先登记住宿，他便要求一律住丙级房间：“这么多人，住便宜点好。”一些厅局领导就已不太高兴了。有的厅局在格尔木有自己的宾馆和招待所，就私下里做工作说：“到我们那儿住吧，条件比这里好，免费吃住。”他坚决不去：“如果嫌这里条件差，四五个人住一个房间不好，那你们去吧，我就在这里住，我住惯了这样的房间，条件太好了睡不着。”所有的人再不敢出声了。
不仅如此，这几十年间，他无数次下农村、跑牧区，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他都要付三个人的饭钱，一份是他的，还有两份分别是司机和秘书的。一次去一个村子，在村干部家里吃了一顿饭，他要付钱，那位村干部硬是不收，说：“你为我们老百姓做了那么多事，请你吃顿饭也是应该的，何况，就是一顿家常饭嘛。”他也就没再坚持，但车开出村头之后，就让人把20元饭钱硬是送了回去。
他说：“这不是一顿饭的问题，更不是因为一顿饭就会把老百姓吃穷，现在的老百姓一顿饭还是管得起的。但是，人人都吃饭不给钱的话，就会‘吃’坏风气。风气坏了就是大问题啊。”
除了因工作需要经常下乡之外，尕布龙作为一个放羊娃出身的高级干部，他还以特殊的方式与基层百姓保持着联系。在1985年以前，每年过春节放假期间，他总要回到他曾牧放过牛羊的那片草原上放三天羊。他说，他每次赶着羊群走向山坡的那一刻里，他都会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人，一个放羊娃和一个省级干部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放羊娃手里握着的是自己的牧鞭，而省级干部手中握着的则是人民给你的权力，因而肩上就得替人民挑着担子，心里就得装着人民的疾苦。
但是，那之后，他再也不能去童年的草原上牧放那些牛羊了——那些在他的梦中都叫个不停的牛羊。他知道，那一次从唐古拉山顶的突然撤离不仅给他留下了一块儿心病，也给他自己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而这还是其次，更要命的是，身为一个蒙古族牧人，从此他再也去不了唐古拉了。唐古拉在他母语中的意思是“雄鹰也飞不过去的高山。”
1985年，雪压昆仑，青海南部高原遭受特大雪灾，那是近百年青南草原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雪灾，几十万牧民和数百万牲畜受灾。作为抗雪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尕布龙镇守唐古拉山顶的前线指挥部，坐镇指挥抗雪救灾之战，在海拔5300米的高地上整整坚守了一个星期。等他从山上不得不提前撤下来时，脸色已经全紫了，感冒引起的肺气肿险些没要掉他的命。不过，严重的病情还不是他撤离救灾前线的全部原因，还有一个至死都令他悔恨不已的原因。那就是那位英雄的牺牲。
准确地说，那个人，在那些天里，是他抗雪救灾前线的得力干将，是一名师级军官。那一天，指挥部接到消息说，有数百名牧民在大雪的围困中生死未卜。他当即命令这名军官带领救灾突击队的官兵前往寻找营救。
那位军官接到命令后对他说：“现在雪这么厚，带这么多人进去，无疑是去送死，看能不能再等等。”
他一听就火冒三丈，大吼道：“那么，那些牧民群众的死活谁来管呢!”那军官再没吭声，就立刻带领部队下去了，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雪野中了。
一语成谶。那位军官没能活着走出那片雪野，突击队抬着他的遗体回到了指挥部。
尕布龙在见到英雄遗体的一刹那间，就僵在那里。几秒钟之后，眼泪就从他那双已熬得红红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随着他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唤，他差点也昏厥过去。
他一定要亲自护送英雄的遗体回西宁。从唐古拉山麓到西宁约1400多公里的路上，尕布龙一直用双手小心地抱着英雄的遗体，一路哭到西宁的。回西宁后，他又亲自张罗处理后事。之后，又亲自为英雄的家属和孩子们安排工作，解决他们的困难。 “如果他活着，在当时这些都是小事，会有人主动解决这些困难的。但是，他突然死了，就没人帮他们了。”回想起那一幕时，尕布龙感慨道。
但是，他自己的病却给耽搁了，以致落下了肺气肿的病根儿。从此，只要一到海拔高一点的地方，他就喘不过气来。每次去海晏老家草原，他就得匆匆赶回城里。这似乎意味着大草原和故乡正在离他渐渐远去，由此产生的一种疼痛常常使他有撕心裂肺的感觉。
于是，每年过春节，他就只能在梦里和想象中走向那一片草原，去牧放那些牛羊了。回不了草原，他还能去哪里？他不想呆在屋子里忍受对草原的思念。他就出了家门，想随便走走，他看到了门卫的哨兵，就觉得，那哨兵也和自己一样，也是回不了故乡的人。于是，就走上前，让哨兵把身上的军大衣和肩上的枪都给他，说他要站岗放哨。然后，让哨兵穿着他的外衣回宿舍吃年夜饭、看“春晚”。哨兵不敢，他就说，这是命令。
于是，直到他退休之前的那些年里，每年春节，他都到机关门卫上替哨兵放哨，而让他们去好好吃顿年夜饭，看看电视。一些细心的人注意到，那几年春节的一些夜晚，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门口的哨兵“又高又大”，和平时不大一样。后来，他到了两山绿化指挥部，春节放假，他就没地方去放哨了，就在每年的除夕夜，带些好吃的，去慰问那些守护在山上的民工，去给他们拜年。
在我采访经历中，对尕布龙的采访用的时间最长，有很多时间，我根本无法和他取得联系。曾有一段日子，我往他家里、往两山绿化指挥部打过很多次电话，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他上山去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时间。”
我能想象得到，他呆在那山上的情景。他先是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就坐在山坡上，拿一支劣质香烟点着，吸一口，眼睛定定地盯着那些绿树看。他心里肯定会想：“今年栽的这些树几乎全都成活了。”然后，可能会叹口气。我想，他肯定是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再也干不动了。现在走在山坡上已经有些吃力了。”每次上到山上，看着那一片又一片的葱茏，他就不想从那山上下来。他惟恐这是最后一次下山，下去之后再也上不来了。但最后他仍旧会乐观地说服自己，就像他平时爱说的那句话：“只要活着，就还得干。”
有很多时候，他真想把自己当成一棵树苗种在那山上，从此，与那山野长在一起。他喜欢山上的清净，喜欢在山上的绿树下乘凉歇息，也喜欢从山上驻足远望。
可是，现在，尕布龙已经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再三叮嘱亲属们，他走了之后，一切都要从简，不能收受任何财物，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例外。还一再叮嘱，一定要把自己临时借住的房子及时归还省人大常委会。
亲属们在清理他的财物时发现，他只有8万元存款放在以前一个秘书的手里。据说，那是他在老家修建房屋的余款，总共剩余17万多元。其余9万多元，他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为哈勒景乡两户无房牧民解决了住房，给龙保一家人盖了三间瓦房，为哇里玛才仁一家在海晏县城买了三间瓦房，让他们从帐篷搬进了房屋；一部分用于哈勒景乡寄校和永丰村小学的保暖封闭项目；还用部分余款为这两所学校添置了一些取暖设备，为永丰村所有牧户买来了很多树苗——现在，这些树苗已经在牧人的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这就是那8万元存款的来历，除此，他再没有留下任何其它财物。
在为他送行时，有人说，尕布龙这样的人以前没见过，以后也不会有。也有人建议，应该把他葬在北山绿树成荫的某个地方，再给老人立一座碑，让他一直看着那日渐葱茏的山野。但是，尕布龙会在意人们的这样一个举动吗？而且，我想，那整个山野不就是一座纪念碑吗？
相信，那日益壮大的绿色林莽已将他的故事深深珍藏，在很久以后的日子里，讲给高原的夜晚，那时，肯定会有绿色的天籁吹拂人们的梦。
听说，解放后，尕布龙年轻时的故事曾拍成了纪录片到处放映，成为年轻共和国的一个记忆。还有一部片名叫《金银滩》的故事片影响更大，片中主人公的原型也是尕布龙，那时的尕布龙生活在大草原上。据老人们讲，尕布龙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的样子就是影片中的经典画面。也许那样一种记忆永远也不会褪色，尕布龙一生都在做一种艰难的跋涉，就是让自己回到草原上去。其实，他和大草原生命的联系从未间断过，从青海湖边到黄河以南，他的影子一直在草原上游荡。
尕布龙一生没有亲生儿女，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养子、养女。姐弟俩，养子是他侄子，养女是他外甥女。儿子一直是一个事业单位的普通职工，儿媳下岗之后自己摆了个地摊、做点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女儿一直在草原上放牧，与同为牧人的母亲相依为命。身为妻子和女儿，他们一辈子都坚守着自己的领地，同时也为尕布龙守护着一片草原，一片心灵和精神的家园牧场。
他妻子，那个一辈子牧放善良的蒙古族女子早些年已经离开人世，孤独地去了另一个世界。除了家里人，尕布龙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她离世的消息。不仅如此，多少年来，尕布龙所有亲属婚丧嫁娶的消息从未告知过任何人，都是家里人操办的，顶多也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而已。在他和妻子的生前生后，他的好几位亲人也先后去世，其中包括他的哥哥和嫂子，一个个都是静悄悄地走了。
现在，他也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愿，那个世界里也有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那样，他们又可以在一片草原上相聚，并开始新的牧人生涯，游牧。游牧天涯。（胡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