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都在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其实，尕布龙作为一个老资格的省级干部仅有南北两山的故事就足以大书特书，甚至可歌可泣了，尤其在今天。但是，尕布龙毕竟是尕布龙，南北两山只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他像一匹历经风雨坎坷的老马，在经历了更加艰难的长途跋涉之后才走上南北山的。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公仆生涯中，最令人感佩的还是他和老百姓之间的那一段段用真情和心血写成的故事。
那是2000年的一天下午，在他那间简陋得有点过分的客厅里，当我和几个老百姓聊天时，他一直默默地坐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吸着一两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据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讲，这已经不错了，以前都吸两三毛钱的。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离开他家，而他却一直那么沉默着。临别才说了一句完整的话：“不知老百姓甘苦的人不配做共产党的干部，而一个人只有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艰难地生活和劳动过，才能体会老百姓的甘苦。”那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这句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畔。
从他放下牧鞭走进党政机关、成为一名国家干部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心里对自己说，可不能忘了那养育了自己的草原和牧民群众啊。后来，他先是从一名普通干部成为一个科级干部，继而又成为县处级干部、厅局级干部，最后又成了省部级干部。地位在不断升高，手中的权力也在不断加大，但他始终没有勇气忘记当初的那句话。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走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他心中放在第一位的始终是老百姓，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成了他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
他家里每天都吃住着少则七八位，多则几十个来自各地的农牧民群众。60余年，两万两千多个日子里几乎从未间断过。有人说，别说是省级干部，就是普通百姓也很难做到这样。而在尕布龙家里却天天如此。
那时，他已经是副省长了，住在省畜牧厅家属院的几间平房里。有一次，一天来了七八位农牧民，有六七天的时间吃住在他家里，屋里自然是住不下了，他就在房前的空地上扎了几顶帐篷让他们住。他们都是到西宁办事或看病的贫困百姓，没钱去住旅店，更没钱到饭馆吃饭，就把这位副省长的家当成了他们的免费食宿站，而尕布龙也就心甘情愿地肩负起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的光荣义务。他说：“既然老百姓都把我当成了家里人，我的家也当然应该是他们的家了。我本是一个放羊娃，是党把我培养成了一个高级干部，人民群众是我的生身父母，我这样做不过是对养育之恩的一点报答，算是尽了一个人民公仆的一点责任和义务。”
13年前，我曾多次去他在省政府的家里采访。这时，他的住房条件已经比以前好多了，虽然旧一点，但却宽敞多了。
这是一套约150平方米的单元楼房，在一栋楼的西头，他住的是一二层。一楼一个过道、一个客厅，一个餐厅、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二楼是5间卧室。一楼过道里几乎没放什么东西。客厅的中间放着两张以前的会议室里常见的那种方桌，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长方形，桌子两边放着六七把老式的旧靠背椅子，上面某某招待所多少号的字样还依稀可辨。门口一角放着一张小一点的旧方桌，上面是一台18英寸的旧彩电。电话机放在窗台上，旁边还随便摆放了三两盆普通的花草，一面的墙上挂了两幅旧的字画。靠里边，离墙两米处拉了一道布帘子，隔出一个狭长的空间，从外面看像是一种装饰——尕布龙打趣说：“这是我自己搞的室内装潢。”掀开帘子，里面的陈设便一目了然，靠窗户的一头，紧挨着墙，用几块木板拼凑着支成了一张单人床，看上去就像是工棚里临时搭起来的那种。从那床下开始直到另一头，沿墙根儿一溜卷起10余卷草垫子，草垫里面卷着的被褥从两头露着些花格子什么的，格外扎眼，从帘子到墙根儿的地上铺着一长溜红色的腈纶地毯。尕布龙说：“整一个班的人可以在这里睡觉休息，床上是‘班长’，床下面就是‘士兵’了。”
餐厅里是一张可以围坐八九个人的大方桌，很旧，朱红色的漆已经斑驳。一楼卫生间里放着一个用钢筋焊成的脸盆架，已经锈迹斑斑，上面的脸盆有许多地方的瓷已经碰掉了。脸盆架子上方墙壁上挂着一面老式的那种有朵大红花的小镜子。门里边靠右面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破竹筐，是用来放垃圾和废纸用的。
二楼上有5间屋子，阳面角落的一间是尕布龙自己的卧室兼工作间，其余4间里每间都支着4张床，都是以前的小旅社里用的那种旧单人木床———说是以前从一个机关招待所里处理来的，一起处理来的还有几张大桌子。有时来的人多了，那些单人床就当双人床用了。那天，司机小赵在领我参观这个也许是举世罕见的高级干部的“官邸”时很平静地说：“今晚家里人少，很安静，你看见了，一共也就七八个人。前些日子有段时间，每天都有三十几个人呢!”
家里来的人多，最辛苦的要算做饭的人了。那个时候给他做饭的厨师活巴说，有时，一顿饭要做三四次才够大家吃，多少年来，他们家的米和面从来没有一袋一袋地买过，每次去都是七八袋、十几袋地往家里扛，而且，太好的还不敢买，总是挑便宜点的买，就他的那点工资，还不能全用来吃饭，还得留出一部分用于其它料想不到的开销。譬如有人生病住院了，钱不够，怎么办，还不是他给垫上。能找到他家里来的大部分人，都是农村牧区的贫困群众，在城里再没有别的什么人可以投靠，他不管谁管?
据有心人粗略统计，2001年之前的30年间，仅他带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那时候还叫青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的贫困农牧民患者就有70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病重期间，尕布龙曾亲自在病床前守护过。
有一次，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藏族牧民的孩子患了急性脑膜炎，在送去医院抢救之前先把他送到了尕布龙家里。在那个牧民的心里，尕布龙是他们真正的贴心人，如果他都救不了孩子，那就没人救得了。他们是晚上9点多进的尕布龙家，l0分钟以后，孩子就已在医院里了。在进行抢救的近10个小时里，孩子一直昏迷不醒，尕布龙就像守护自己的孙子一样，一直在抢救室外面焦急地等待，直到医生走出抢救室说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时，他才放心地离去。事后，那牧民去向他道谢。他却说：“你应该感谢的是医生，是他们救活了你的孩子。”
曾任他司机多年的崔生满师傅说，无论再累再忙，只要有农牧区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贫困患者来找，他都会马上出来亲自接待。有时候，身边的同志们劝他，一点小事，没必要他亲自去办。他却说，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很多老百姓的事没有办好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人亲自去办。在一批又一批迎来又送往那些普通百姓时，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一开始都不理解，就常常问他：“是你的亲戚?”“不是。”“那，是你熟人。”不是。”“那你认识。”“不认识。”当这种简单的问答重复了多次之后，人们就对那些老百姓的来访习以为常了，只有他乐此不疲，每次见有陌生的农牧民到家里来，他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详细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而且往往越问越具体，以致使他们感到这个慈祥的老人始终生活在他们身边，对他们身边的事有时比他们自己还清楚。
他曾长期在省级领导岗位上工作，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曾留下过他风尘仆仆的身影，他到过几乎所有的村庄和牧业点。而每到一个地方，他最牵挂和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状况有没有改善。其实，自从他参加革命工作的那一天起，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老百姓疾苦就成了他这一生的工作作风。他奋斗了一辈子，也把这个作风坚持了一辈子。
每次下乡，他总要在半路上下车，然后绕道步行，走帐串户，访寒问苦，并叮咛司机在他到达约定地点以前不得提前抵达。那时，他已在省人大常委会当副主任了，有一个叫满坪的贫困乡被确定为省人大常委会的定点扶贫对象，他主动分管此项工作，便也就经常到那里检查调研。每次去，他都不会直接去乡上，而是去一个村庄，没有常见的那种陪同人员，也没有领导的架子和派头。他像个老农一样走进那一户户贫穷的院落和那些温饱无着的乡亲们攀谈时，他的心里既充满了感动和温暖，又感到羞愧和酸痛。令他感动和温暖的除了那滚烫的热茶之外，还有他们的善良和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而令他羞愧和酸痛的却是他们贫穷的日子和无尽的盼望。在河口村，当他走进一个老人那低矮的柴门时，他的心刺痛了。当他进屋内握住陈老汉那双如干柴般的大手时，眼前的一切使他泪如泉涌。只见那屋内空空荡荡，一贫如洗，土坑上的毛毡已经七零八落，那堆卷在墙根儿里的被子破旧得已辨不清是什么东西了。他在屋子里站了很久，然后，流着泪走出了那院落。此情此景，他已不忍目睹。
回到西宁躺在床上，他怎么也睡不着，他一闭上眼睛，陈老汉家土坑上的那一堆破被子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第二天，一醒来，他就对活巴说：“你把家里新一点的那6床被子全给装到小崔的车上，我今天要去满坪看一个老人。”照料他饮食起居的活巴昨晚就听说了那个老人的事，他也很不好受，尤其是看到尕主任连吃饭的心思都没了时，他更加不安。但他还是忍不住地提醒：“你一次把家里新一点的被子全拿走，家里来的这些人盖什么?”他看了一眼，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先凑合几天，我们的困难总会比那个老人要好解决得多。”
这样的事在尕布龙的人生经历中算是最平常不过的事了。有几次，我想就这些事与他好好谈谈，但每次他都三言两语就把我给堵住了。他说：“这些事算不了什么。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那么，我们不做这些事，由谁来做呢？”在一次次与尕布龙、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的交谈中，我不断地问我自己也问他们：他倾毕生心血为百姓操劳究竟图个什么？有人说，什么也不图；也有人说，也许就图个好名声吧———但是，他图了好名声又图啥呢？
而他自己却说：“我从没想过做一点点小事，就图个啥。如果一个人每做一件事就想着要图个啥，那他还会有心思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做事吗？我只是凭着天地良心生活和工作而已。这难道不应该吗？”
是的。这难道不应该吗？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于太多的不应该，而对应该的却早已忘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