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和两座荒山的故事
这是19年前那个春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在西宁北山一个叫大寺沟的地方，一位70岁高龄的古稀老人正率领一群民工，在那荒山坡上栽下一株株树苗。他和那些民工干得一样起劲儿，还不时地和他们打诨逗乐。
他一身布衣，满身泥土，头上是一顶破草帽，脚下是一双旧帆布鞋，俨然一个民工的样子。那高大结实的身子骨，那大脸盘上粗糙黑红的皮肤，那一双大手上布满的老茧和手背上暴突的青筋以及血管，都是他一生辛劳的写照。
早上7点多，他就在山上了，等民工们上山时，他已在那里干了快两个小时，挖树坑，抬苗木……中午，他就在那山坡上和民工们一起啃点干馍馍，喝点茶，就又和他们一起劳动，直干到傍晚时分，整整十几个小时。
“天快黑了，大家收工吧。”像每天一样，他站在那山坡上用沙哑的声音喊出这句话之后，便放下手中的铁锹，一屁股瘫坐在地，望着那一株株刚刚栽植的树苗，心里充满了欢乐。
歇了一会儿，他也准备起身往回走了。但他却已没有力气支撑起他那高大的身躯。他双手着地，就地挪了挪地方，腰里一阵酸痛。他太累了。司机来扶他下山时，他已无法动弹了。不得已，司机和几个民工硬是把他从那山坡上抬了下来，放到车里……
他正是人称“两山老愚公”的尕布龙。
看着他像个老农在那山坡上劳作的情景，你能想象，这是位曾在县级以上领导岗位上任职近40年、仅在省级领导岗位上任职22年之久的老人吗?
1989年，青海省西宁南北山绿化指挥部成立时，他就担任了顾问。1992年，66岁的他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组织上又让他担任了两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从此，他把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这两座荒山的绿化。除了每年春上的造林季节，他要和民工们在山上大干60天之外，一年四季，他几乎天天都在南北两山的沟沟梁梁上奔波。冬天看防火，秋天看管护，天旱了察看浇水情况，下雨了看防洪设施。每天他都是天刚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到家里。每天的午餐几乎都是干馍馍就茶水，有时甚至连干馍馍也啃不上。
有次去廿里铺拉云杉苗子，早上6点就出门了，本想中午就能赶回指挥部吃午饭，可因修路堵车，早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苗木还没装好。饿了，他就跑到一个老乡家里要点洋芋什么的，想充充饥。可能是他那满身泥土的样子令人生疑，竟被人家没好气地给赶了出来。他倒没觉得有什么，但那个老乡在得知到他家讨饭吃的那个老人居然是尕布龙时，几年后谈及此事，仍面有愧色，泪水盈眶。
据史书记载，南北两山曾经有茂密的森林，至清代以前仍有植被覆盖。尔后的几百年间，这两座近30万亩的山体和整个湟水两岸绵延百余公里的大山一同逐步沦为寸草不生的荒野。
为改善西宁的生态环境，近半个世纪以来，治理绿化南北山的活动从未间断，只是年年植树不见树，荒山依旧不见绿。直到南北山绿化指挥部成立之后，这两座荒山的绿化也才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指挥部历任总指挥均由青海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担任，省、市有关领导任副总指挥，尕布龙作为常务副总指挥，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为这两座荒山的绿化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
那年春上的一天，他带着几个人到韵家口苗圃挖红柳苗子。那天风很大，也很冷。他本来就有点感冒，干了一天的活，累了，支持不住，就靠在苗圃的地埂上睡着了。收工时，人们才发现他不见了，便到处寻找，等找到时，他快被那大风裹卷而来的黄土给埋掉了，身上、脸上、耳朵里、鼻孔里全是土。
第二天，他的感冒就重了，脸色都发青了。他还有糖尿病和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肺气肿是1985年青南特大雪灾期间，在唐古拉山上指挥救灾时患上的，从那以后，他只要稍有感冒，肺上就出问题。司机小赵和为他做饭的活巴看他病得不轻，就劝他去住院治疗。
他说：“不行。住院要花不少钱的。”
“像你这样的高级干部，住院看个病有什么?就是花点钱，还不是公家报销吗?”但他却回答说：“公家的钱也是钱，还不都是人民的血汗，能省几块是几块，不能乱花。”
看样子，送他去住院已是不可能了，小赵他们就又劝他：“那今天就别上山了，吃点药，在家里休息一天”。他还是不干：“那怎么行。我就是死了，也不过是一个人。山上的那些树死了，可是大事，那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就又硬是上山了。他说，只要一上到山上，看见那些树还好，他心里就踏实。要是一天不上山，他心里就空落落的。
这两年，这两座荒山正在一点点变绿。春夏时节，从西宁街头望向南北两山，那一道道山梁上已是一片片绿树了。至2001年时，已规划的5万亩绿化区内的41个绿化小区大多数已绿树成林，累计已完成4万多亩的造林工程，栽植各种乔灌木树种4000多万株，其中3400多万株树木已经成活，这是西宁1989年前40年间累计造林量的3倍。人们都说，假如没有尕布龙，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是能栽下这么多树，也绝难成活。就是成活了，也绝难保住。
虽然，他没有亲手栽植所有的树木，但几乎每一棵树下，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他的汗水。挖坑时，他检查过树坑够不够深；植树时，他察看过回填的土有没有踩实；浇水时，他测试过水是否浇透……
尕布龙说，这两座荒山已经干透了，尤其是北山，在山上挖一个坑，越往下，土就越干，没有一点湿气。每一棵树的成活都靠浇水，天旱的时候，只要几天不浇水，树就会晒干枯死。
2000年春天，记者坐他那辆老式的丰田吉普车上山去见他——那是他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就配给他的车——车上放着些红柳树苗。小赵说，这是常事。他的车不但拉运树苗，接送民工，甚至还常为住在山上的民工们拉运要饲养的猪仔和羊羔。近20年，他先后换过5位司机，都是因为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没有白天黑夜地要往山上跑，每位司机跟上几年就受不了。他们说，他们可以和他一起啃干馍馍、干苦活，这都没有什么，但他们不能和他一样只顾那两座荒山的绿化而放弃个人的一切。而他却从不为身边工作人员的私事说一句话，尽管他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贫困百姓去奔走相助。他乘坐的那辆老式丰田吉普车已经很旧很旧了，却一直不肯换，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曾多次提出要给他配辆新车，他都婉言谢绝，说新车、好车跑山上不方便，直到那辆丰田车被强行报废才换了一辆新车，一辆国产吉普车。
他在山上奔忙了10余年，几乎所有的民工都跟他很熟，熟得就像是他们的一个工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是一个省级领导，担任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就是在一些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眼里，他也根本不像个高级干部，而更像是一位过去的生产队长。他们说，他们无法把这样一位朴实可爱的老汉和一位高级干部联系在一起。
于是，有人说，他原来是一个开车的司机；又有人说，他曾在一个大机关的食堂里当过厨师，因为老实和能吃苦，领导就让他来搞绿化了；还有人说，他很有钱，经常自己掏钱给民工们买茶叶、买吃的，而且每次都买很多，就是中午给民工们买个茶蛋吧，除了他自己没有，民工们每人都会分到一两个。这些传闻，有的是他自己说的，有的是别人亲身经历的，有的则纯粹是猜测。
知情人都说，他的薪水尽管不低，但他几乎没有分文积蓄，他的工资除了供他和常到他家里的那些老百姓们吃饭之外，还有一部分就贴到两座荒山的绿化上了。有一年过春节，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后，还给他发过1000元的困难补助。有时，实在紧张了，他还向一直在牧区当牧民的妻子和女儿伸手呢!他的酥油、炒面和羊肉基本上都是家里供给的。
这些都是普通而平凡的小事，但这种小事日积月累之后，即使发生在一位普通老百姓的身上，也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鼓舞着每一位两山绿化的劳动者。每每看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那荒山深处劳心费神的样子，他们就在心底里叮嘱自己：就凭了这位老人的存在，也要把每一棵树都种活。他的生平文字中有这样一句话：“他长年带领干部职工种草植树，为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授予首届‘母亲河奖’。”
那时，尕布龙已经76岁高龄了，他已经在这两座荒山上拼搏了整整10年。对这样一位老人来说，人生中已没有几个这样的10年了。两座荒山的绿化奏响的无疑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乐章了。
2002年，他再也上不了山了。他老了，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肺气肿、前列腺肥大等各种疾病缠身，他无法再到山上种树了，便从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的位置上彻底退了下来。他的一生所剩的日子已经不是很多，他想回到草原上去。尽管，他担心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想回去，因为那里是他的家，如果再不回去，他就永远回不去了。他给组织提出他的愿望，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事给组织上提要求。省财政为他拨付了40余万元的安家费，让他到海晏县老家修一栋房子。他就在海晏草原上花了23万元建了一座四合院，一面自己住，一面留给村上做党员活动室，另一面给哈勒景三个行政村当合作医疗室。然后，就把省政府的房子退还给了政府。
他又回到了草原上，成了一个牧人。他愿意是一个普通的牧人。在这样一片草原上作一个牧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这是一片美丽的大草原，地处青海湖和祁连山之间，青海湖是“中国最美的湖泊”，而这片草原则是“中国最美的草原”。王洛宾先生那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写成的。
大草原为他展现出弥足珍贵的快乐时光，百灵鸟的歌声和牛羊的欢叫声又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白云悠悠，奶茶飘香，一种久违了的牧人生活又回到了他的眼前，一切都是那样地美好。
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个计划，想用自己最后的一段日子，在哈勒景草原上搞一个牛羊育肥的示范项目。很快，他就修建了一栋畜棚，并购买了一群牛羊。还在房前屋后和道路两旁栽种了很多树。虽然，最终那些牛羊并没有给哈勒景草原上的牧人带来他所憧憬的那种幸福曙光，但是，对这样一个老人的这样一种执著，你能说这是一次失败吗？而且，那些树还活着，它们用一抹绿色见证了一个老人最后的牵挂和念想。
在草原上住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的肺气肿越来越严重了，晚上睡觉，上不来气。一开始还扛着，后来扛不住了，才到西宁检查治疗。到医院一检查，医生们就不敢让他回家了，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没离开过医院。一开始，一年住一次院，后来是半年，再后来就是几个月、两个月、一个月……他再也回不到草原上去了，就从省人大常委会借了一套房子住。那段时间里，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哈勒景三个行政村的合作医疗，还有南北山的那些树木。
2009年6月，最后一次住进医院之后，直到离开人世，整整两年半时间，他一直住在医院的病房里。据说，那段日子，除了组织上和家里人，他谢绝所有探望，尤其谢绝带钱物的人来探望。他说，那会使他不清净。他想清净地度过最后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