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里奇霍芬以学术概念提出至今，也不过百年，而丝绸之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更早。众所周知的传统丝绸之路自长安到敦煌，形成南、北、中三条主要干道。北道起自长安，过宁夏、额济纳旗；中道沿泾河流域抵达平凉，过六盘山，向西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再经景泰、大靖至武威，后沿河西走廊西行；南道经天水、泰安、渭源、临洮至金城(兰州)过黄河到河西；或由临洮至临夏，然后西北行至青海东部，或过日月山、青海湖、柴达木、穿越新疆、直到中亚和地中海。然而，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却鲜为人知。实际上，人们所说的北中南三线仅仅是个大体的划分，由于战争、气候等因素，这些线路在历史上常处在一种时断时续、时分时合的状态之中。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早期雏形
丝绸之路不会一夜间突然形成，道路的开通最初是人类出于生计需要，顺着河流谷地、隘口散居觅食、婚媾，进行余缺互通，开展社会生活，文化交流，经过无数次的探索与磨合最终而形成。据考古资料获悉，青海境内的可可西里、沱沱河、三叉口、大小柴旦等地早在3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根据青海湟水流域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至新疆，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周伟洲先生认为，丝绸之路青海道与河西道一样，早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存在。实际上，由青藏高原东缘向西发展，特别是沿湟水上溯的史前人类移动线路、已大致构成后来丝绸之路青海道东西两段的走向，其早期开发者应归属于青铜时代卡约文化的主人——古代羌人。
翻开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今青海境内的“乐都”、“积石”等地名便已存在。从“周穆王参会西王母故事”开始推测，按穆王西进方向和一般的地理概念判断，他有可能是从宗周(镐京)出发，进入青海境内后，沿湟水河逆行至青海湖，或以北线顺祁连山南坡进入海西天峻、德令哈、怀头他拉、大小柴旦，穿越当金山；或由南线经茶卡、进入察汗乌苏、香巴、诺木洪，最后两条线路均指向昆仑山(昆仑山在青海说)。按地缘文化概念分析，周穆王率七萃之士，幸驾八骏，出于宗周，游于昆仑，会西王母，祭祖先，取珍宝，求玉器，沿途处处收获奇珍异闻。青海高原恰恰隐含着中国人最为深厚的文化遗传音符，这又恰恰是中原与西部往来最原始的记录，也是中华民族对于“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的文化缅怀。
人类早期交通是按人文生态环境所限定的。青海是我国西部地区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汇地带，可分青海湖以东的农业区和柴达木盆地的牧业区。两种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为人际交往、文化往来提供了先决条件。两种生产模式的互通向东主要靠自然条件逶迤绵延的河流，向西则主要靠星罗棋布的天然淡水湖泊。在中国西北地区，沟通中西文化最理想的道路应该是沿着湖泊、河流等水源地走廊，即分布在昆仑山系的大小湖泊与黄河水系规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今通道。
此外，周穆王西进过程中一条重要的文化信息就是求取宝玉，因祁连(古称南山)少玉，惟继续西进才能在昆仑深山获取，这里沿途有着棋盘罗布的湖泊，淡水补给充足。十分发达的诺木洪文化发祥于柴达木盆地，据碳14测定距今2715年±11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2905年±140年，该年代恰在西周年代之内，与典籍记载周穆王西巡所处年代基本吻合。诺木洪遗址出土的带肩石斧、角斧、骨笛、陶塑牦牛、麻织物等文物，具有青海高原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出土2件安装16跟辐条的松木质残车毂，充分证明当时作为代步工具的车辆已经在青海高原生根。由此推测，穆王完全有能力前往这一区域活动。青海一地，东西分别有民和县阳洼坡、核桃庄、喇家，乐都区柳湾，大通上孙家寨，循化阿哈特拉，贵南尕马台以及海西境内均发现了史前人类活动遗存，从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到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上下延续两千年之久，文物甚多，遗址连缀，十分清晰地勾勒出青海高原早期人类贯通东西的经纬线路。我们将这里近百年出土的文物进行排列、对比、分析，与所推想的路线基本重合，说明这一时段的早期人类活动是贯通的。因此，古籍记载的内容绝非虚构，当为中原与西方交往的实录，而西王母的原型或许是先羌诸部中一个以女性为统领的部族通称，这条早期道路可称为穆王道或西周道。时隔800年后，张骞出使西域所遵循的古道亦或是以此为标杆的。
丝绸之路羌中道的形成
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青海高原的古代人群主要有羌、氐、戎等部族。《竹书记年》有：“成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的记载。氐羌名称在成汤十九年(公元前1581年)就已出现。《诗经》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曰商是常。”这是商武丁三十四年(公元前1291年)伐西戎的记载。大约在春秋战国以后，称迁徙于蜀西南徽外(今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的一支族群为氐；称迁徙于青海南部、西藏北半部和原居地的氐羌仍然为羌。居住在白龙江(羌水)流域的氐羌，汉初称为白马羌，到西晋时又称为白马氐，武都羌又称武都氐。氐、羌本一族，自秦汉以后依据他们所处的历史地理条件才分开称谓。到汉代对诸羌又称为“西羌”。关于三苗流放三危之事最早见于《尚书・舜典》之“窜三苗于三危”。但《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较为详细：“西羌……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羌人是青藏高原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支古老民族，无弋爰剑支系最大，为西羌盟主，其部族众多，分支多达一百五十种，羌人是青海和新疆最早的开发者。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无弋爰剑逃往三河间(黄河、赐支河、湟河)的道程是由渭河流域经洮河——大夏河——渡黄河到达湟水流域，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由内地通往河湟地区的“羌中道”中的一段——“河湟道”。
公元前384-362年，秦献公即位，曾兵临渭首歼灭狄戎。无弋爰剑后裔有的向东南走藏彝走廊(“羌氐道”)到达白龙江、岷江流域，越过长江进入云贵高原；有的向南越江河源头，到雅鲁藏布江流域，后来成为吐蕃国；有的向西走“婼羌道”,经柴达木盆地——昆仑山南北——远抵葱岭以西建立婼羌国。羌人迁徙由白龙江、岷江流域经过河湟地区、环青海湖地区至葱岭的西行道路就是先秦时期最著名的“羌中古道”。
汉代古籍记载的羌人向西“出赐之河曲西数千里”，古代将黄河源头到今青海贵德一带的河流统称为赐支河,又将靠近源头的一段河流称为赐支河首,将今贵德县以西的一段称为赐支河曲。向西数千里，当是柴达木盆地及其西部区域。古代羌人依照驻牧的需要，其活动范围十分广阔。他们由东向西，直至葱岭以西，凡两千余里。
羌中道的命名最早出现在《汉书·张骞传》中，张骞于汉武帝建元三年为实施汉朝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战略构想而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张骞一行奉命西进至河西走廊时，被匈奴俘虏十余载。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等三十多人逃出匈奴魔掌抵达大月氏，联合月氏使命落空后，在返回途中欲选择“羌中”作为躲避匈奴的返程线路未果，再次被匈奴截留一年，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虽未途经青海，但“羌中道”从此声名鹊起。由此说明羌中道早在汉以前就已开通，中西文化往来的管道畅通由来已久。
羌中古道应分广义、狭义两个概念理解。广义概念指的是，羌人在今青海内外游牧、围猎时，无意间踏出的通向西方的道路，它以柴达木盆地——青海湖南北——祁连山南麓——河湟两岸为中心，向东到达汉代文献所记载的陇西诸郡；向西与西域南道汇合，到达今帕米尔高原的羌人小国，甚至到达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阿富汗东北部。狭义的羌中道则特指以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为中心沟通中原、西域和西南地区的道路。
羌中道并未经过河西走廊，从新疆中部或北部进入西域。地理上，以青海湖为中心向东至于“三河间”为“湟中”，向西则是“羌中”。此线路在汉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先是赵充国“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阬，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走的是“羌中道”东段，令辛武贤等将兵击罕羌，“入鲜水北勾廉止”，打通“羌中道”西段。
在秦汉两朝的威逼下，羌人西迁的同时，不仅打通了羌中与西域的交通，而且，还从河湟谷地出发南下至蜀，从而构成青海道的南段，牦牛种、白马种、参狼种便是南迁部落。其中，羌人部族的冲突与融合，尤其是来自大汉与匈奴等外力的挤压，使羌中道与河湟道得到进一步沟通，河湟道的战略与经济地位日渐凸显，与西南蜀地、正东中原的交往慢慢成熟，逐渐形成今日西南民族走廊及其文化产生的核心区域。
两汉时期，西平亭、长宁亭，金城郡、西海郡、西平郡等汉朝的建置在青海东部相继出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之中，中原与青海的联系日益密切，从青海东部向北通向河西走廊的西平——张掖道、鲜水(青海湖)——酒泉道、乐都——武威道日益兴盛。两汉魏晋时期河湟地区与“羌中道”相关的驿传设置已经较为完善。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纵横西域及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政治力量当属羌人、匈奴和西汉，尤其是匈奴与大汉王朝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均不遗余力地向青藏高原一带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活动于青海内外的西羌与周边的各部族合纵连横，从远在西域的月氏(今克什米尔及阿富汗)、北匈奴康居(锡尔河流域)、大宛(今吉尔吉斯坦费尔干纳)，到与羌汉接壤的龟兹、于阗、楼兰、车师等小国的内外部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东汉中后期，羌人活动指向益州(今成都)，即向甘南、川西北发展。当时的蜀汉政权基本战略之一，就是通过与河湟间诸羌联络往来，甚至远通西域，谋求与羌胡的联合，以图共同对抗曹魏。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晋墓地乙区M1中出土的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官印；乙区M3匈奴墓中出土的“匈奴青铜神鸟冠”(图5)和波斯银壶；2000年在青海省湟中县徐家寨汉晋墓出土的胡人牵驼画像砖(图6)等文物，为这一时期的史实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样，从西域、青海、通往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逐渐疏通，实际上，使得青海丝路从河湟出发，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
大汉王朝夺取西域的主要目的，基于割断匈奴与西域诸族的联系(政治需求)与防止骚扰屯兵河湟(安全需求)，从西部获取玉石(信仰需求)、铁器及冶铁技术与良马(军事需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之交“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开湟中”，导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汉武帝为消除匈奴之患，必须切断包括羌人在内的西域各部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继续抗衡匈奴的同时，准备联合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大月氏等形成合围局面以钳制匈奴，于是武帝先将张骞派往西域，并随即展开对河湟羌人的围剿和屯戍，强烈地冲击了羌人在青藏高原的活动空间，这是中原汉王朝真正了解和认识羌人的开始，也是高原民族剧烈融合的发端。
1942年，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郡古城，发现一具王莽新政与西汉王朝地方政权更替交接时期凿刻的“虎符石匮”，上有篆刻铭文“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22字。它不仅是汉王朝西拓疆域的凭证，也是军事偶像和政权统治的象征。
换个角度看，张骞试图穿越而直到赵充国最后夺取的河湟道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是贸易的大通道。而李广、霍去病为了对抗匈奴而穿凿的河西走廊只能算作玉石之路、军事交通线。河西走廊之所以被历代各族政权所倚重，不是基于自然地理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交往，而是出于政治、军事战略性需求而考量的。从自然状态看，河西走廊巉岩绵亘,水源相对匮乏，道路相对窄长，是天然的关隘，易于军事上的控制和突围，却不是畜牧、通商的捷径。即使是民间贸易所形成的商道，最终也会被政府收编，于此设关布防，汉据以备羌胡，羌胡据则豪夺课税取赋，加之各族豪强以劫掠为生，故“西域杂胡欲来贡献”“多逆断绝”。更为重要的是，河西走廊在矛盾胶着的各个历史时期，可谓断多通少，阻碍重重，却是以匈奴为代表的胡系阿尔泰语族诸部通行的主要通途，既非后人文化想象中的通达。汉初，罗布泊以东至嘉峪关之间的区域均被匈奴所占，而羌人则据有今甘肃西部和青海全境，若两相结盟势必给大汉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武帝逐渐转变应对方略，先将匈奴逐回漠北，夺回河西走廊，并设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重兵驻守，由东向西筑起“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的防线，同时又对河湟羌人用兵屯戍，以消除羌人东进的威胁，瓦解羌胡联盟。反倒是青海道自始至终发挥着以丝绸为大宗的商业贸易的主要功能。若我们以中华民族文化全程交流来看，这一时期缘起于羌中、复兴于河源后的西蜀道，使得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关系从此奠定，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夯实基础。中国民族文化走廊问题的研究，从哪个角度看，都离不开羌中道这一重要的节点。（柳春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