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西部浩瀚的文史星空中,一颗亮星骤然横空,这就是由青海湟源县政协编辑问世的大型画册《印迹》。这本具有极高文史资料价值的画册,有着传奇色彩的面世过程。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更趋没落,神州大地,社会动荡。伴随着祖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外教会势力不断来华,甚至延伸到地处西陲的河湟地区。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起,先后有基督教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义世敦、劳受福、宝耀庭夫妇、胡立礼夫妇、贺尔、乐以成夫妇、英国籍牧师巴格道、加拿大籍牧师白嘉礼等来河湟传教,并由胡立礼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西宁教场街设立河湟地区的第一座基督教堂。他们一般都精通汉语,懂得医术,放粮救济民众,开展慈善事业,并通过开设诊所、医院、学校等方式传教。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1908年,美籍牧师柏立美夫妇离开密西西比河河畔的家乡,横渡波涛汹涌的太平洋,来到中国的上海,再沿江而上,登岸武汉,辗转陕甘两省,最后落脚在当时属于甘肃省西宁府的丹噶尔古城,即今日的湟源县,在丹噶尔古城的南城壕设立福音堂,开始了一位基督教神职人员漫长的传教生活。
丹噶尔,是藏语“Mdo-mkhar”的译音,意为两水交汇处的城堡。地处日月山下农牧结合处,历来是中原汉地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物资交流的重镇,历史上商贸发达,享有“小北京”的美誉。这里,汉、藏、蒙古、回、土多民族聚居,虽风俗各异,但因为长期交融,生产生活互补,人们诚实勤劳,民风淳朴,待人厚道,热情好客;宗教信仰多元,以佛教为主,兼有道教、伊斯兰教和后来进入的基督教。特殊的地理人文,使这座著名的古镇有着很大的文化包容性。对于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位金发碧眼、体魄健壮的洋教士,淳朴好客的丹噶尔人一开始便以礼相待。
柏立美从1921年来青,到1949年离开,在丹噶尔生活了28年。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处事谨慎。他及家人尊重当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随缘布道,传教之余,在教堂内组织信众做一些编织、搓绳、制衣等生产活动,改善信众的经济状况。另外,他有一定的西医知识,并备有多种西药和一些外科手术器具,这对当时极度缺医少药的丹噶尔人而言,他的善举常常带来雪中送炭的暖意。更可贵的是,凡是来教堂就医者,无论民族贫富,是否入教,他都一视同仁,尤对穷人一概免费。他还在诊病开药之际,给患者们传授各种医疗保健知识。为了加深和当地人的交流,他刻苦学习汉语、藏语;穿汉式和藏式服装,吃中餐、拌糌粑,从生活、语言上与当地人打成一片。
丹噶尔人从柏立美的言谈行动中,渐渐认知到这位洋人不但心地善良,又能给人帮忙救急。就这样,丹噶尔人把他当作了自己人,这使他能结识到很多各民族的朋友。可以说柏立美融入了丹噶尔,这是一种文化和心灵上的交融。他以敬佩与好奇的眼光,不断观察了解着这块神奇而神秘的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朴实豪放又坦诚的人群。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丹噶尔人,丹噶尔人的事就是他的事。特别是在1929年发生的“河湟事变”中,柏立美能够挺身而出,临危不惧,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从而拯救了前来避难的众多乡亲。之后,又与夫人日以继夜为伤者做外科手术,抢救了一百多位重伤者的性命。这件事有口皆碑,湟源人至今念念不忘。
柏立美更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家。他涉险犯难,行程万里,游历甘、青、藏各地,用照相机拍下了几百幅照片,将当时特定大背景下中国西北社会的林林总总、逝水西风记录下来,如雪泥鸿爪,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1949年,柏立美先生回到美国。他在中国西部所拍摄的这几百幅照片被收藏于书斋之中,一放就是四十余年。然而,万物因缘而聚,有缘终将千里来相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美两国的交往气温逐渐转暖,经几番和风细雨的催化,这一批珍贵的照片又从大洋的彼岸,辗转万里,回到了源生地——丹噶尔。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柏立美先生的儿子柏大卫虽生在美国,但在一岁时,就来湟源生活。他从小就受其父做人要爱土、爱乡、爱人价值观的熏陶,对湟源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他虽然在步入青年时离开了湟源,但他对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丹噶尔山水、古城巷道和这里的乡亲们,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挂。如今他已年高85岁,但乡音不改,操着一口流利而纯正的湟源话;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他都自信地宣称:“湟源是我的故乡,我是湟源人。”他心系桑梓,不顾年事已高,三十多次往返于美国和湟源之间,一心要为湟源的乡亲们办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其中之一,是依他从小对湟源的认知,又经实地考察后,由他独自筹措到一笔可观的资金,在他的挚友湟源县人民医院院长王世康先生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层面的支持关注下,为湟源县人民医院添制了一整套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设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一功德善举,可真是春风送来的及时雨,惠及了不少湟源人及周边群众。这一份功德如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铭记在湟源人的心中,得到青海各族人民的尊敬。
湟源县人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认准了柏大卫就是湟源人:1998年,湟源县人民政府授予柏大卫先生“湟源县荣誉公民”称号;2003年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授予柏大卫先生“青海省荣誉公民”称号,以表彰他对中美民间友谊做出的贡献;2013年,湟源县举办首届“最美湟源人”评选活动,以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高票推选柏大卫先生为第一位外籍“最美湟源人”,给予了表彰奖励。
就在柏大卫先生为湟源县人民医院添置先进医疗器械和设备的同时,还有一件事儿一直牵挂在大卫先生的心中,那就是浸透着他父亲人生经历、价值追求和两代人种种记忆的那几百幅老照片。至2012年,大卫先生陆续向湟源县赠送了几十幅涉及湟源的老照片。 2013年6月,县政协主席罗铭忠和王世康先生一次谈及此事,便萌生了编辑一部画册的构想,认为这是一件事关中美民间友谊的好事,俩人越聊越有兴致,便开始了策划。同年9月22日,县委书记马建立接见了柏大卫,并议定了政协提出的编写计划。于是,罗主席的提议水到渠成,更顺应了大卫先生多年的心愿。继后,王世康先生便与大卫先生多次以电话、邮件沟通联系,大卫先生先后两次将自己亲手订正编号的约四百幅照片,从美国专程送达湟源,湟源县政协举行了受赠仪式。至此,由柏立美先生拍摄、大卫先生收藏赠送的这些照片具有了新的价值和档次,它们已成为一份属于国家的档案文献,也成为湟源县独有的一份文化资源。
罗铭忠先生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湟源人,十分热爱湟源的乡土文化。这次他提出编辑一本特色独具、蕴含丰厚、意义深远的大型画册,将这份文化资源打造成一个既能彰显中美民间文化交流,又能反映民国时期中国西部人文历史的文化艺术精品。为此,这件事被列入县政协常委会议专题,做出决议之后,相继出台策划方案,聘请文化名人,倡议捐资,拟定书名《印迹》,创作封面,并策划中英文版式等,副主席韩斌先生具体负责了书籍的编辑、审定与出版等环节的运筹和操持。
我省著名文化学者井石、程起骏、董皓诸位先生执笔照片的诠释和背景表叙。他们几位为了把这本画册打造成一件文化精品,出谋献策,操心良多。为了厘清这些年深日久的照片的内容和背景,他们三九天赴海北、大暑天去甘南,长途跋涉,不辞辛苦,经两年的精雕细镂、五番增删而事竣。凭借他们的知识储备和艰辛劳动,《印迹》对四百多幅照片确定拍摄时间,进行命名和解读,并介绍相关事件和知识,使之图文并茂,而后付梓出版。陈海明、许宗斌二位同志协助编辑。
《印迹》有着多重人文价值和意义。柏立美先生通过他的相机和娴熟的摄影手法,将民国年间中国西北地区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民俗、建筑、交通、航运、饮食、服饰、艺术以及山川地貌等,一一收录为图片资料。这是一份全方位、多层次、全景式的百科文献,有着很高的学术、档案、存史价值,不少填补了民国时期文史资料的空白。其中,如塔尔寺等诸多寺院的全景、丹噶尔古城和八十余年前的拉萨市全貌、甘肃饥民、十世班禅灵童、塔尔寺刘琦酥油雕像,以及反映清末与民国时期血腥残忍的刑罚等不宜刊出的图片,都是海内孤品,弥足珍贵。这些均从难得的视角,探寻西北地区近百年社会的沧桑、变革的必然,对深入研究那个时代的人文历史、社会经济、历史进程等,大有裨益。而且帮助今天的人们认知过去,加深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认识,使人们更加珍视今天的幸福,从这些意义上说,《印迹》的社会意蕴既深且远!就艺术而言,画册《印迹》中不少作品立意新颖,取舍有度,知黑守白,意象深远,将瞬间定格为永久,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摄影功底。它无声地诉说着那些逝去的流年岁月,古道西风,反映出我国旧时的人间百态和中华文化的种种风情,使后来者得以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畅饮逝水一瓢,品尝人世百味。画册《印迹》又像是一道秋日的小河,它流自雪山幽谷,浸润四方,远至彼岸,传递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它将激励后人把先辈的国际友情代代相续,使友谊之树万古长青。
亲爱的朋友,愿您慧眼独具,通过这些发黄的老照片,能看到深藏在照片背后更多的故事……
值画册出版之际,谨以上面文字,略记该书编写缘起和问世过程,并致祝贺。代为序。
2016年初夏于西宁
(序文作者蒲文成:青海省政协原副主席、全国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藏学专家、研究员。现任青海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