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近年来，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出一些颇具创作潜力和实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独特荷载，丰富了青海文学的内涵，彰显了青海文学的特色和气韵。值此“十三五”开局之年，本报“江河源”副刊特约请青年评论家卓玛、毕艳君对我省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诗人及其作品，做一番简要的梳理和评介。
卓玛从文学生态的角度入手，大处着眼而又细致入微地评价了青海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展示了当下我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骄人业绩。毕艳君则以诗歌作为观照对象，评点了青海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探寻并分析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滋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力图清晰地呈现青海青年的诗歌创作风貌及文化价值。我们期望，通过不断加大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声音，促进文学作品的传播，营造更为良好的文学生态，进而助推青海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编者
遥望星宿海那片动人的风景——青海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与文学生态
世居青海的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六大民族拥有丰厚的文学传统。继老一代作家格桑多杰、韩秋夫、察森敖拉、鲍义志等人之后，近十几年间，优秀的作家和高质量的作品不断涌现，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青海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青海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显得更为复杂和丰富，呈现出文学更为宽广的面貌。
首先，在小说这一文类上，青海少数民族作家显示了他们编织故事的独特能力。一些青年作家从叙事、结构等层面表现出了一定的探索性，文本的内容和视野体现出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多杰才旦、才旦、梅卓、龙仁青、扎西东主等作家仍保持强劲的创作势头，江洋才让、万玛才旦、德本加等作家的作品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近几年，江洋才让投入长篇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了《怀揣石头》《康巴方式》等长篇小说。但纵观江洋才让近年的短篇小说，似乎更有特点。作家连续的康区书写，犹如嘉那嘛呢石刻：每一刻力道不同，刻线若断若续，但最终构成完整的六字经文。江洋才让力图使每一个短篇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完成之后的文本又具有某些内在的联系。作家没有塑造个性极为鲜明的人物，小说没有缜密的因果联系的情节，而是在叙述者叙述一些事件、人物的过程中营造了浓郁的氛围，烘托出特殊的情调，并在其中传达出作家的种种体验。小说人物个性蒙昧不明，情节有意淡化成为江洋才让短篇小说叙事性弱化的主要表现手段，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减法。小说细节的肥大，诗意瞬间的放大是江洋才让为了凸显其情调模式的叙事功能而做的加法。这种加减法的结合共同烘托出小说的抒情特质，使小说呈现出作家的人生经验、情感体验，乃至人生最基本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关切、追问，对信仰和理想的求索等精神内涵。
万玛才旦近年来以双语作家身份创作了诸多短篇小说。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集中呈现了作家双语创作的成果。如评论家宁小龄所言，万玛才旦以“关注当下的视野、个人气质的短篇气象、小说叙事的单纯”构筑了他的小说世界。其“极简主义”的叙事处理能力、思辨性的小说内涵具有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以其短篇小说《乌金的牙齿》为例来看，万玛才旦围绕“乌金的牙齿”，聚合了“我”和乌金两个人物，通过各自行动序列的展开，揭示出“思辨性”这个主旨，与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同构。整篇小说用了接近一半的篇幅来细细叙述“我”对乌金牙齿的思索，用这一行为最大化地揭示了主题。乌金和“我”身上都流淌着藏族人思辨思维方式的集体无意识。小说精彩之处在于笔端触及到了幽微、复杂的人性深处，尤其反映为善思辨的民族性与一种孤独在路上，永处困惑之中而从不妥协的现代人格的结合。这种思维模式亦构成以万玛才旦小说为代表的藏族汉语小说的内在思辨性。
藏族母语作家德本加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先后发表和出版了百万余字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作品。 2011年，由作家万玛才旦翻译的短篇小说《人生歌谣》荣获《民族文学》年度奖。评委会认为小说“通过对藏族日常生活准确而富有诗意的描述，将人生的诸多感悟融入到流畅的叙述当中，意境深远，令人回味。” 2012年，其中篇小说集《没有雪的冬天》、短篇小说集《人生歌谣》出版，同年，德本加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评论界体现出对这位母语作家小说创作的极大兴趣。
土族青年作家张正以诗歌创作居多，在其不多的小说实验中，其先锋气质得以凸显，“将一种灵怪奇异、诡谲多端的想象力发挥到经验式叙事无法抵达的想象高度”(2012年度青海湖文学奖授奖辞)。评论家认为，张正以隐含现实指涉的语言，为小说输入了想象的活力，“衔接着志异叙事传统的艺术思维。”
回族青年作家冶生福是出生于1977年的新生代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致力于抒写回族生活。小说《胡墼》反映了在“金钱至上”观念的侵袭下，道德败落的氛围中穆斯林“洁净”思想所彰显出的意义。评论家王彬彬对这篇小说给予了好评，认为作者有着良好的语言修养和叙事能力。冶生福的散文也颇有特点。代表作《青茶小志》中，作者以熬茶般沉酽的生命体验，将茶与这片高地上的人们骨血般紧密的联系表达得活色生香。青茶是岁月压制成的风俗志，更是情感发酵成的回忆录，文章情性殊胜，在一个个富于现场感的片段中，在点滴、琐屑的书写之间流淌出令人动容的诗意，以恬淡的表情娓娓传达出散文独有的气质。
运用藏语写作的蒙古族青年作家次仁顿珠善于书写藏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背景下藏族人的生活、情感和困境。短篇小说《黑狐谷》以敏感的“生态移民”为主题，揭示了牧民成为“移民”后内心情感的激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社会、文化、民族等问题的文学化思考。
继格桑多杰、韩秋夫等诗人之后，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诗人如藏族班果、梅卓、居·格桑、道帏多吉、江洋才让、尖·梅达、久美多杰、昂旺文章、洛嘉才让、阿顿·华多太、夏雄·央巴、华旦、那若、赤·桑华、白玛措、才登、曹有云、德乾恒美，蒙古族斯琴夫、那仁居格、照日格，土族阿霞、阿朝阳、张正、衣郎，撒拉族马丁、翼人、撒玛尔罕等诗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姿态，在诗歌中尝试着用语言来建构世界。
撒拉族诗人马丁、翼人、撒玛尔罕形成鲜明的撒拉诗人梯队。游牧文化的自由内核赋予撒拉诗人的是一种文化积淀的无意识流淌。面对这种无意识，老诗人秋夫选择成为一位自由徜徉于历史时空中的行吟诗人，而他的后辈，似乎也在行吟诗人的漫漫长路上继续着阿拉伯文学的内在传统。撒玛尔罕(本名韩文德)以《清水微澜》这部诗歌结集集中体现了他近年来的诗歌风格。撒玛尔罕擅长在平静的诗歌语言中蕴含激情，擅长在浅唱低吟中回望民族历史，书写撒拉人漫长的迁徙历史和精神体验。
土族青年诗人衣郎(本名吉敬德)善于以坚实的体验构筑其诗歌世界。在他的诗歌中，诗人认真地将感觉与经验细化，以“贴近大地”的写作展开“个体生命与层层累积的历史、鲜活的现实之间的对话，其中既有对苦难的诘问，也有对命运无奈的叹息，渗透着怆痛和依恋相互交织的生命意识。”在诗作《握紧青海高原》中，诗人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以叙事的企图在经纬交错的一瞬，进行了历史片段的重构：石器时代的陶罐，歌舞祭祀；雨中的德令哈，诗人真纯。然而，诗歌中更多的是对历史个人化、碎片化，甚至呓语式的呈现，每每的灵光一现，组合成青海高原生动的表情。这种立足于足下这片土地，认真揣摩土地与历史纹路的诗歌写作方式为青藏题材的书写注入了活力。
同为土族的诗人张正的诗歌写作常常体现为与我们日常经验的决裂。在张正的诗歌世界里，世界被无限缩小，感觉被瞬间定格、放大。诗人决意以冲突、张力营构每一个意象，最后，这些意象的并置常常会轰然击中我们被格式化的内心。
藏族青年诗人洛嘉才让对诗歌的打磨，更见于他平日里对感觉的敏锐捕捉。在他的汉语诗歌中，他更强调将“世界”转变为“语言”的过程，追求使二者同一化的过程。诗人擅长将各种感觉充分调动集结起来，将风景拟人化处理，将听觉视觉化显现，将抽象具象化再现，以此来吹响联觉的集结号。《时间笔记》是诗人多首短诗的集结，这些短诗的共同点是将生活中的点滴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但总的贯穿着一种意蕴。诗人擅长将自然界的生命与都市的无机物特征形成参差的对照。诗人总是将碎片式的点滴想象累积在一起，等待它们爆发生命力的那一刻。这种“蝴蝶效应”式的想像力联动指向了一个否定的向度，那就是对现代文明的深刻怀疑。
阿顿·华多太、尖·梅达、德乾恒美等青年诗人都执著于选择在藏族诗歌中呈现一种与信仰密切关联的想象方式，诗歌也因此以更为丰富的面貌呈现。不可同化性的诗学追求及其思维方式为他们的诗歌带来各种丰富的可能性。就像阿顿·华多太的《切换》一诗所反映的那样，诗人选择了最为日常的镜头，却切换出了独具深意的内涵；诗人选择了简约的言说方式，却直面了今天现代人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在诗歌中，“切换”完成，然而诗人要面对的生活中的切换还远未结束，选择的困惑会一直伴随诗人，这是诸多当代诗人选择的诗歌命题。由于人类共同的命运、由于世界最高极所具有的特殊生存环境，就像神谕的语言一样，相信藏族诗歌会呈现更多复杂和含混的意蕴，以此来再现人类生存的境遇。
多年来的事实是，少数民族文学总是因为地理、人口数量等意义上的边缘而将自己在文学意义上边缘化。然而，话语权力的中心、经济贸易的中心不能取代文学想象的中心。我以为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可能正是少数民族文学有所为的时代。现代化进程的缓慢可能使我们可贵地葆有更丰富的传统、珍视爱、珍视人与自然的亲密交流、对不可知的事物保持敬畏等等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情感和价值观。我们要善于自信地把握属于我们的精神财富，迎来青海少数民族文学更多向上生长的空间。(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