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院巷位于今天丹噶尔古城的东门附近。义仓，又称社仓，是封建社会仓储制度民办粮仓的一种，一般是由官府监督，地方士绅创办。丹噶尔的义仓设立于清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历经两百多年的历史。义仓粮食最多的时候有7000多石粮食，一石约为现在的120斤，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从清朝雍正年间起，我省很多地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饿殍遍野，春天到了，农民甚至连种子都没有。为了发展丹噶尔地区的农业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由西宁道佥事杨应琚和西宁知县刘洪绪共同主持，在丹噶尔设立了义仓。
当时，义仓中粮食的主要来源有四个。“一是当时官员奉献出自己部分的俸禄，初设时，杨应琚以及刘洪绪就拿出了自己的俸禄用于修建义仓，购买粮食。据了解，清朝时丹噶尔曾先后有48位同知到任，几乎每个同知都曾捐赠过自己的俸禄到义仓。第二，就是变卖从犯罪人员那里没收的财产，再购买粮食放入义仓。三是由当时地方上的士绅捐赠粮食。四是由地方商贾、行会捐赠。”我省历史文化专家任玉贵先生说。今年78岁的任玉贵就出生在湟源县仓院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曾亲眼见过人们到义仓借粮，也曾见过开义仓分派粮食，救济百姓。
甘肃旱灾，丹噶尔慷慨救灾民
上世纪20年代，甘肃地区重大灾害不断，旱灾、地震、冰雹、水灾、冻灾，接踵而来。1928年，古浪大地震的创伤还没有被抚平，甘肃五十多个县又遇到了大旱，甘肃粮仓已空，灾民四处求食。
夏收之前，饥饿的人们把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吃掉了。树皮、草根、麸皮、油渣均被一扫而光。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薛笃弼视察完灾情后说：“此种奇灾前所未有。”不仅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而且出现灾民因饿晕而被狼和狗所吃的事情。甘肃全省各地的绝大部分牲畜被吃掉或因无草料而饿死。据了解，当时一小斗小麦的价格都已经涨到了50个大洋，《甘肃省志》记载，当时甘肃全省灾民达到了25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灾民涌入了青海，特别是比较富裕的西宁、湟源地区。据任玉贵介绍，为了帮助灾民，丹噶尔义仓决定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人们在丹噶尔仓院巷，支起几口大锅，锅里面熬煮着稀饭，一大勺一大勺的稀饭盛到了灾民的碗中。当地人还开义仓给灾民发放粮食以充饥。这样的善举，获得了许多灾民的赞誉。
春荒年景开仓借种
如果不遇灾年，对丹噶尔当地的老百姓而言，义仓最大的作用就是借春粮。人们常说，春天两张口，人张口，地张口。人要吃饭，地要耕种，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很多人家往往都是一到春天就没有口粮，也没有种子下地。
上世纪30年代的某一年，眼看节气即将到清明。看着家里空空如也的粮仓，丹噶尔很多缺种子的老百姓又开始犯愁了，没有种子种地，这该如何是好。这时，他们想到了义仓，因为那里可以借春粮，秋收后再还。
按照义仓借粮的规定，他们先要找到村里的绅耆和富裕的商户替他们做担保，并立下了字据。负责掌管义仓的人将字据交到府衙存档后，就可以借粮了。“立字据存档主要是怕以后借粮的人不还，这时担保人就要负责还粮了。”任玉贵说。
几日后，他们到了义仓，需要借春粮的人有很多，大家排着队，等待着义仓的工作人员放粮。任玉贵曾亲眼见过人们借粮时的场景：“每一次借粮，不管多少，义仓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在场。绅耆(地方上推举的管理者)坐在一旁监督，斗级(量斗的人)拿着斗边量边喊：‘一啊一啊，二啊二啊……’借几斗，斗级就要喊几声。书识(负责记录的人)在旁边拿着本子做记录。仓夫负责打扫卫生。当时的场景特别热闹！拿到粮食的农民或背着粮食或用驴驮着粮食，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缺种子的老百姓借了自己需要的粮食，要么背着，要么放在毛驴车上，拉回了家。这样他们就有粮食可以填肚子，也可以种地了。到了秋天，大家再将所借粮食连同利息一起还到义仓就可以了。
“义仓规定，秋天收粮食要收取一定利息，也就是息粮。收粮时，每斗粮食要加息粮一升八合。旧时,一石为十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息粮的使用也有明确的规定，其中一升五合加入义仓，其中三合作为其他经费使用。为了防止春天借粮太多，导致义仓空虚，规定各乡所借之粮不得超过三百石。”任玉贵说。
管理制度严防徇私舞弊
丹噶尔义仓能够房满粮，粮满仓的原因除了人们的捐赠之外，还有就是义仓有着完善而又严格的管理制度。暂代丹噶尔同知的杜世勋所写的《社仓碑记》中，对义仓的管理制度有着明确的记载。
丹噶尔义仓中的粮食共有三种：豆、麦和青稞。在杜世勋撰写碑文的时候，义仓内共有粮食四百三十九石五斗九升二合。义仓规定，每年清明前的半个月是各乡农民借粮的日子，中秋后的一个月是秋还的日子。每年按时借粮收粮，不能随意更改时间。
管理义仓的人员共有7名。其中由大家推选当地公正的绅耆两名，作为正、副的管理者。雇斗级两名，书识一名，经管粮食、物品的仓夫一名，催收粮食的催差一名。因为害怕出现徇私舞弊的行为，义仓工作人员的任期只有一年。每年四月份，新旧绅耆就要到隍庙去结算。如果有粮食短少的情况。就要上报官府追赔款。
义仓中的粮食是专门为备荒准备的，任何人不管任何原因都不可以私自行事。《社仓碑记》记载：“如遇地方公事或官绅因公需用，无论如何紧急，概不准动用颗粒。倘经营绅耆私自通融，先令照数赔偿，再令责罚。”这样的规定，既保证了义仓粮食的充盈，也防止了管理人员私用的情况。
义仓所有的支出都只能出自三合粮食中，包括义仓工作人员的薪资，还有一些公共服务的支出。“我小时候曾亲眼见过，有义学中的老师骑着毛驴到义仓来领取免费粮食，以顶替工资。丹噶尔古城有些庙会所请唱戏的人的工资，都从那三合粮食中取得。”任玉贵说。除此之外，义仓还会在三合粮食中拿出部分粮食，支持和帮助丹噶尔地区的鳏寡孤独。
“李百万”捐资再修义仓
两百年来，义仓救济了许多穷苦的百姓，也曾受到战乱的波及。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湟源县再次陷入战火之中，战乱中，义仓被洗劫一空，粮仓也被付之一炬。之后的几年间，义仓都没有重修。直到同治十三年，西宁府知府邓承伟，看到很多百姓忍饥挨饿，于是他便饬令地方变卖没收的财产，修建义仓。
1926年，丹噶尔地方豪绅“李百万”，也就是李耀庭捐资修建义仓，修建厫房20余间。李耀庭，字献臣，湟源人，是丹噶尔著名富商，人称“李老爷”，或“李百万”，人们说他“家有金窑十几处，净存白银十万两”。李耀庭十分热心公益，曾捐资修建学校、义仓。
“《湟源县志》记载，当时义仓储粮有3651石多，李耀庭的捐赠为丹噶尔城四乡八堡，万民春耕下籽，青黄接口提供了方便。此后，直到解放前，义仓中都有余粮。解放后，义仓中的粮食被收归到了国家。”任玉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