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抗日从互助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海东也和全国一样,掀起了一片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1年10月中旬,互助县的学校学生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散发传单,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1937年“七·七”事变后,县内士农工商等各阶层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钱捐物活动。一时,“保土卫国”、“杀敌报国”、“同仇敌忾”的怒火在民众心中熊熊燃烧。
自1938年起,一直到抗战结束前夕,全省多次发起献金、献机、捐寒衣、慰问信等活动,积极声援抗日。1938年2月,在西宁小校场发起慰问抗战将士献金竞赛,互助等六县共筹募现金1973.54元。而且这种献马、捐钱、捐物、捐粮、认购胜利公债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这期间,全县师生们唱《保家乡》、《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观看由著名导演郑君里拍摄的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影片《民族团结》等,宣传抗日救国成为大后方人民的时代主旋律。海东部分抗战青年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会”举办的“八一运动大会”。
“护国法师”章嘉
七世章嘉呼图克图(1892-1958年),“素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全民族的抗战,出力甚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震憾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土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惨遭蹂躏。日本还想进一步利用内蒙古王公贵族,吞并内蒙古地区。内蒙古贵族、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与日寇勾结,在日本侵略者的庇护下,妄图策划“蒙古自治”,进行分裂内蒙的活动。章嘉闻知此事后,多次规劝德王以及各盟旗王公贵族,以国家为重,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次年4月7日,国民政府在洛阳广寒宫召开“国难会议”,邀请章嘉呼图克图参加。他在会上用蒙古语发表了演说,陈述了拥护国民政府,取消蒙古“自治”,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保国卫民的道理,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赞许。
当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内蒙东部盟、旗也随之沦陷,德王不听劝告,仍在搞所谓内蒙“高度自治”活动,到处煽动其他盟旗扎萨克参加内蒙古“自治”。章嘉呼图克图同宣传处的人员携带蒙汉文字印刷的宣传品,从北平到五台山,又从五台山到内蒙各盟、旗进行巡察,散发宣传品,并进行讲经和演讲活动。所到之处,听讲者人山人海,云集各坛。章嘉的宣传工作,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各蒙旗王公、喇嘛、各族民众反对日本侵略、抵制德王搞内蒙“自治”的活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章嘉的行动,早就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监视,他们也企图重利拉拢章嘉,利用章嘉在蒙古民众中的崇高威望进行分裂内蒙古的活动,但章嘉面对利诱威逼,态度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让日寇也无可奈何。
“七七事变”后,日寇逼近河北、山西。当时,章嘉国师在五台山习法修禅,日寇对他多方诱逼,而他却毅然离开山西,先去南京,后到重庆,将蒙旗宣化使公署迁至成都,继续进行爱国宗教活动。
他曾对家乡五十、红崖子沟的土族信众说:你们要和汉族群众搞好关系,放弃相互土地争斗,现在国难当头,国土不保,更要同心聚力,以抗日为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表彰章嘉国师,晋封他为“护国净觉辅教大师”,授金印金册,后来台湾官方评价他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所以,在被封为“护国法师”的同时,还授予他胜利勋章多枚。国民政府实行宪政后,章嘉还历任总统府资政、国大代表、国民党中央评议员、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等职。(邵秀芳 祁文汝 马玉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