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努力，青海花儿学术研究活动求真务实，日趋活跃，理论研究与时俱进不断深入；队伍建设得到强化，新人不断涌现；学术研究、传唱活动、队伍建设并举共进；队伍建设有章法，传播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花儿艺术接地气聚人气凝人心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彰显。
随着花儿艺术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打造花儿品牌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成为花儿传唱地党委、政府的文化自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优秀民营企业开始关注花儿、支持花儿艺术事业。如，自2010年起北京时代联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直参与支持花儿演出活动，中国农业银行青海分行、中国移动青海分公司、西部矿业集团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青海缘汇木雕家具有限责任公司、西宁宝玉陈商贸有限公司、青海爱乐艺术学校、青海大舞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相继加盟支持演唱活动。
近几年，省文化馆利用花儿演唱会这个平台，花儿艺术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在国台办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支持下，争取到价值200万元的图书，并按捐赠方要求将这些图书配发到了循化、互助、都兰、化隆等县文化部门和全省56个基层馆(站)，先后两批组织全省基层文化干部近百人赴台湾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整合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利用社会力量向基层捐赠价值230余万元的演出器材、乐器、服装等文化用品，为基层办了一些实事、好事。这是自演唱会举办以来的最大收获，也是省文化馆利用社会力量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的具体实践。
2012年7月，省文化馆成功承办了由国家计生委、省委宣传部等部门在千里花海青海门源举办的“‘花儿’唱响人口文化艺术节暨2012年‘同心·西藏和四省藏区幸福家庭工程———新农村新家庭计划’走进青海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贴近计生国策，精心编创的演唱活动得到主办单位的高度评价。
打造花儿品牌是一个艰辛、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和支持。青海花儿品牌的打造工作能有今天的发展态势和规模，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首先得益于各级政府的重视支持，得益于青海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次，得益于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热爱公益事业的企业家们的鼎力相助；此外更得益于社会各界的支持、人民群众的呵护和致力于这项事业的专家、学者、广大群文干部的辛勤努力。
花儿作为人类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术研究上，首先要使五省(区)专家、学者在面对省情、尊重历史、注重特性的同时，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在花儿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背景下，摒弃以我为主、我说为主的主观性，走出停留在我说与他说争论不休的困境，面向世界，跳出自我，开展学术研究。花儿生长在民间，没有民族区域之分，既已名扬天下，何必辨甘、青、宁、新。学者和专家须凝聚这样的共识，在这样的视野下开展合作，加强交流，面向世界，共同举力，才能为花儿艺术真正走向世界提供理论学术支持。再者，学者们要摒弃为博取一时之名利的短视行为，要有“咬定青山仍不放”的敬业精神，横下心，锲而不舍，才能达到花儿研究的灿烂彼岸，才能保证花儿研究队伍的相对稳定和发展。其次，要倡导推崇严谨的治学精神，着力营造和引领风清气正、求真务实的学术研究氛围。学者和专家要有历史责任和应有的担当，要对有些人和地区对外宣传时混淆视听的行为说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花儿研究出成果有高度。最重要的是政府要设立花儿研究基金，拨付专项经费，从根本上解决开展学术交流和研究花儿没有经费支撑的窘态。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花儿学术研究的水准，保证花儿艺术研究的持续动力。
此外，在倡导不断推出舞台精品艺术的同时，还要在夯实群众基础上助力，还花儿于民，养花儿于民，这样才能保证花儿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动力，保证花儿艺术的持续发展和体现其应有的属性。换句话说，也只有夯实花儿这朵草根瑰宝的群众基础，让更多的人们喜爱她、认识她，自觉融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才能永葆花儿艺术的青春，从真正意义上达到发展中传承，传承中发展的目标。最近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花儿艺术事业的发展和品牌活动的打造指明了方向。对近几年人们挥金铺银、捧星摆阔举办的一些名为花儿会，实为变了味的明星汇做法有人提出了批评。花儿歌手是花儿赖以传承保护和发展的灵魂，怎样提高这些来自民间歌手的文化素养，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应该是各级政府考虑的重大课题。“明星大腕亮亮嗓子扭扭腰，万贯银钱揣身上，花儿歌手吼破嗓，累死巴活喝口汤”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保证花儿歌手队伍的稳定，解决他们因没有固定收入为生计奔波，无法安心于花儿艺术的传承保护的问题，各级政府应积极制定为花儿歌手评职定级的政策，研究解决他们生计问题的办法。在提高花儿歌手素养问题上，要坚持两手抓，一是要抓好民间歌手，在逐步解决他们生计问题的同时，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力度。同时要做好国家级、省级传承人的管理工作，拿出具体措施，制定关心他们生活，鼓励他们带徒授艺的可行计划。二是要抓好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把培养花儿艺术专业人才纳入地方教育体系，在省内大中专院校开设花儿艺术专业，系统培养花儿专业人才，这样才能提高花儿歌手的艺术修养和培养出与时俱进的花儿传唱、研究专才，实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共耀生辉、并进发展的良好状态。这方面，我们的邻省宁夏已做了很好的尝试，他们从娃娃抓起，花儿进中小学的尝试值得借鉴学习。再者，要扩大人们认识花儿、了解花儿的知识层面，尤其是西宁地区和海东地区要在实施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文化工作者专项工作中，根据各地实际适当增加传承保护花儿艺术的项目。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全面展开，为花儿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花儿艺术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不断涌现，发展前景空前。但是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偶尔也会听到诸如“这样的发展破坏了花儿的原生态，改变了花儿的模样，对花儿的传承、保护极为不利”等一些质疑。花儿作为多元文化的结晶，说的是人间情，唱的是真善美，在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兼容并蓄，不断壮大，成为汉、回、蒙古、藏、土、保安、东乡、裕固、撒拉等众多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无法替代的。人们无法知道花儿起源的原生态状态是什么样的，但花儿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融入了新的元素，新的民族不断加入传唱队伍是不争的事实。在时代的变迁中，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花儿已失去倾诉别愁离绪、情侣传情说爱的功能，成为人们享受生活，愉悦身心的载体。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疆焉耆，昌吉的维族、哈萨克族歌手打着手鼓，弹着冬不拉双语演唱的花儿，我们能说这不是花儿吗？由维族歌手努尔买买提·吾甫编创传唱、获得西部十二省(区)民歌(花儿)歌会金奖的“大眼睛令”，清新欢快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混声花儿，我们能说是对花儿的传承保护不利吗？值得一提的是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不仅有固定的花儿艺术团，而且还成立了花儿礼仪公司。这个应运而生的公司不仅在群众嫁娶婚庆中独占鳌头，还将业务发展到数百里之遥的乌鲁木齐，融入当地人们的世俗生活里，成为花儿艺术在与时俱进的进程中传承保护的新载体。我们不能不为焉耆县委、县政府和文化部门点赞，这是接地气聚人心的绝好大事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民族团结的举措，是花儿艺术和着时代脉搏跳动的强音，令人叫绝。因此，在花儿艺术的传承、保护和发展上，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正确认识、处理好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是推进花儿艺术发展的关键。
花儿演唱活动是一项大型群文集会活动，作为一项惠民扬善之举，就需要把花儿演唱活动和非遗保护工作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打造花儿品牌工作作为建设“文化名省”的有力抓手列入议事日程，制定计划，落实经费支持花儿的保护传承工作，从而保证花儿演唱活动的持续发展，使花儿保护传承工作卓有成效。(颜宗成)
从《上去高山望平川》谈起
“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是容易摘去难，摘不到手里是枉然。”这首《上去高山望平川》是一首典型的青海民歌。
这首民歌俨然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之作，它的流传与花儿王朱仲禄先生是分不开的。这首花儿最初是用“河州大令”成功演唱的，于是“河州大令”也便随之闻名全国。长期以来，西北地区的专家学者们对这首作品的音乐性做了深度的研究，但对其文本内容却少人问津，所以在此仅做一补充研究。
实质上这首优秀的青海民歌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进而在这片高天厚土上孕育成长为花儿之冠的。1954年北京版的《青海民歌选》就有多首与“上去高山望平川”一样起兴的作品，如“上去高山有高山，松柏树长下的青山；多人伙里要数尕妹鲜，好像才开的牡丹”、“上去高山折松柏，青柏枝上水汪着哩；我唱个‘少年’你明白，你明白了就是装着哩”、“上去高山往下看，清水河里漂着牡丹；琵琶三弦没心肠弹，一心儿跟上你转”、“高山上点灯灯红了，平川的花儿么俊了；花园里栽葱根深了，我俩的缘法儿重了。”在青海《传统〈花儿〉专辑》中，亦有诸如“上去高山往下看”、“上去高山射一箭”一类的起兴结构，由此可见，“上去高山×××”是青海花儿惯用的一种起兴程式。1958年，甘肃人季家成到青海采风，一个月就收集了8000多首花儿作品，取名《青海山歌》在甘肃出版。其中有两首五句式花儿：“上去高山了平川，平川里一朵牡丹，下来平川摘牡丹，心牵了你，手拔了两把马莲。”另外一首区别仅仅在于把“马莲”改为“马兰”。我们看到这两首作品的第一、二句已经与朱仲禄的《上去高山望平川》的前两句相差无几了。而1979年西宁版的《传统〈花儿〉专辑》入选的“上去高山瞭平川，平川里长的牡丹；想起尕妹摘牡丹，心牵你着折了马莲”和“上去高山有高山，山尖上开一朵牡丹，看是容易折时难，眼望着整哭了九天”两首四句式民歌，其前三句基本上与朱仲禄演唱的作品是一致的。朱仲禄把“了平川”、“瞭平川”修改成了“望平川”。虽然只是一字之差，表述的内容却大不相同。“上去高山了平川”不符合花儿的节奏；“上去高山瞭平川”不符合青海方言习惯。对于这个字的判定，说明了当时的收录者也对此字产生了困惑与分歧。实际上，这个字应该是“撩”，是保留在青海方言中的吴语方言。如浙江民歌“晓星起山一盏灯，十八岁撩姐到如今。姐姐心里可有数？我撩姐姐多费心。高山走出横排路，黄泥石墩站成坑，坐在地上蚂蚁咬，站在山上蚊虫叮”，“撩姐”就是男和女之间的追求关系，这个字在吴语方言中是普遍存在的。用“撩”字，意思就通了，也符合情歌的本意，不仅与第二句的牡丹意象相呼应，而且与后面的“折牡丹”互为因果。由此可见，朱仲禄先生还是非常重视民间的东西的，虽然剔除了吴语方言，却也使得花儿的语言更加贴近大众了。
比兴不仅仅是艺术手法，而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诗歌总集，开创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对历代文学(包括花儿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谓“花儿绕比兴”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花儿讲究即兴编词，比兴内容往往是较为熟悉的语言结构，通过一个时期的发展，逐渐形成共识，趋向稳定，于是便成为程式。反之，程式具有遗传性特点。对于这种遗传文化因子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揭示民歌原始的神秘面纱。
在青海花儿与江南民歌的比较研究中，我发现两种民歌有近五十种相似或相同的起兴程式。“高山”起兴只是其中之一。浙江民歌的“郎在高山放一枪”、湖南民歌的“郎在高山打一望”，与青海花儿的“上去高山打一枪”都是起兴句，而且好像是用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样。除了起兴程式，我也找到了一首以“上去高山”起兴的，正在嬗变中的青海古花儿，“上去高山拔鞭麻，鞭麻刺儿把手扎，妹妹两手捂住嘴，哥哥痛烂心肝花。”(《古老传统汉族民间歌谣》)虽然青海风物“鞭麻”已跃然入画，但其第一、二、三句的押韵方式，整体的赋体结构，后两句的艺术架构，与现在流传的花儿不同，似乎更接近南方的民歌。另外，江南的文化符号居然完好地保留在此类程式的花儿中。“上去高山九龙殿，十二个叶叶的牡丹；从前煨你心牵烂，没知道后来的闪惨。”(《大通花儿集》)其中的“九龙殿”乃江南古刹。
综上所述，《上去高山望平川》的诞生，离不开青海的历史，离不开青海的人文，也离不开朱老先生，它的根须深扎于青海的文化土壤中，成为西北花儿的典范之作。（杨生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