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征粮现场
昔日曾征粮的地方
犁地的农民
从建国开始到现在，六十六年过去了，提起当时的社会状况，老战士们至今仍感慨万分，那些往事记忆犹新，恍如昨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当时是如何征粮和剿匪的？本期《青海视野》走进那些老人的记忆，听他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参加征粮建政工作
崔艺民，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军的战士，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据崔老回忆，1949年8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兰州后，于9月5日一军先遣部队长驱直入，中午时刻进占西宁，解放了这座被马步芳统治几十年的高原古城。当时西宁及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异常混乱，人们的生活秩序还没有恢复正常，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在各族群众的支持下，清剿残匪，协助地方尽快建立新生政权。为了解决军民用粮紧缺的突出问题，崔艺民被抽调到乐都县武装工作大队四分队，参加征粮建政工作，当时大队政委是赵海峰，队长孔繁萍，副队长潘三，四分队的指导员是牛立功。后崔艺民又被分到峰堆乡工作组担任组长，组员有王高喜、李清真、马登仑等人，他们刚到峰堆乡首先废除了国民党遗留的农村保甲长制度，小村改成自然村，大村改成行政村，以一条沟为界成立乡政府。
集中力量进行征粮
不到一个月，中共乐都县委和乐都县政府相继成立，赵海峰任县委书记，孔繁萍任县长，崔艺民他们驻扎在深沟村的四分队转变成“乐都县第四区区公所”，牛立功任区委书记，许五才任区长，崔艺民被任命为团区委书记。这时乐都的县、区、乡三级新生政权已经确立。崔艺民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进行征粮，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征粮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由于当时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又没有正式统一的征收标准和严格的手续，他们到达每一个村落，仅按贫富差别随意征收，富户多征，贫户少征，打个白条写上“征粮单”，农户自己把公粮送到碾伯粮库即可，由粮库出具验收证明。不到一个月，下达的征粮任务就已全部完成。现在崔老回想起来，当时工作方法之粗简，民风之醇厚，尤其是老百姓对解放后新生政权的那种热爱与支持，是一般人很难想象到的。
深入村落“收枪收马”
与征粮建政同步进行的是“收枪收马”。解放初期一些被击溃的马步芳游勇散兵，都先后潜回到自己的乡村，把枪马藏起来，一种是想乘机复辟，另一种则是想私自贩卖到牧区。崔艺民的任务是要深入到每一个村落，了解每个回归官兵的状况，以政策攻心，让他们把藏匿的武器和军马主动交出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先后收缴各种步枪十七支，手枪两把，冲锋枪一支，手榴弹十三枚，受到区委的表彰。
在“收枪收马”的过程中，崔老说，军马很容易辨识，因为马步芳骑兵的马大腿上方都有一个三角形的火烫印记，但收枪却没那么容易，尤其是少数老牌伪军，态度十分恶劣，硬是不肯把藏匿的枪弹交出来。在掌握了确切线索的前提下，崔艺民他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以攻心为策，最终还是从火炕、马棚牛圈里把枪支挖出来，这些枪支大多是用油毡裹起来，保存得十分完好。“收枪收马”工作的顺利进展，为农村的治安和新政权建设，消除了一大隐患。
组建“农村自卫队”
在建立区、乡、村三级农村新政权的同时，为维护和强化农村治安环境，根据上级的要求，开展了“农村自卫队”的组建工作。那时试点安排在紧邻新庄子的衙门庄，把青年积极分子串联在一起，多次开会，讲解组建“自卫队”的意义，选出队长梅花桑，并给他配发一支长枪，其他队员配备的都是民间常见的大刀和长矛，从此乐都县四区第一支民间自卫性武装便诞生了。后来其他乡村也陆续组建起来，自卫队就是后来民兵的前身。经过训练后的自卫队为以后开展“镇反”、查田评产、“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诸多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很多自卫队成员还成了政府部门的领导骨干。例如最早的民兵大队长艾当周，后来成为果洛州的州长，乐都藏乡成为少数民族干部成长的摇篮。三年多乐都农村创建工作，他们和农民吃住在一起，那种难以割舍的鱼水情深，成为老一代人永恒的记忆。
有惊无险的“剿匪”
在区公所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有一天一个邻村村民骑着马给他们传来一个消息，说有四五十个以溃军为主的土匪，号称是“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武装，要来包围新成立的区公所，区委书记牛立功一面组织全区工作人员，全副武装集合在四合院的屋顶上，建筑防御工事是用麻袋装上土作为掩体，同时，让骑马的村民十万火急到县上报告，请求驻军支援，不到两个多小时，支援部队到达。匪兵闻讯，渡过湟水河向北窜去，他们经西杏园，经脑山，逃向北山。那时的北山顶上常年积雪不化，他们到达松花顶(藏语称作阿姆桑多)做了最后的抵抗，终于被驻军消灭。经历过这一次有惊无险的事件后，区公所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在组织农村自卫队的同时，崔艺民带领队员们结合实际，开展了青年政治教育思想工作，发展了团组织，先后吸纳了十七名积极分子，加入了共青团，1950年6月，乐都县、市、区成立了解放后第一个团支部，成为区自卫队的主要骨干，当时的自卫队是秘密组织。
公粮征收机构
解放初期，面对人心思定，百废待兴。当时的青海省军管会，首先抓了人才培养，成立各种训练班，广招学员。已是耄耋之年的罗耀南在《西宁城中文史资料》中记载，那时他报名参加了省财政人员训练班，后分班到粮秣人员训练班学习，这是他搞粮食工作的开始。
培训一个月后，罗耀南被分到省直属大校场粮库(现城东杨家庄)收粮。该库原是旧政府军队的兵站，当时由解放军接管，站内还存较少的面粉、清油、马料等，小麦最多，约有四五百万斤。征收回来的粮食都如数交给了部队，互出条据，分别记账和上报。
1949年10月，在市军管会下设财经处，处下设粮秣科，由部队供给部副部长夏隆尧兼任科长。同年11月，粮秣科改名粮食局，由张树楠任局长，粮食局的任务，主要是征收公粮和军政用粮食的支拨工作。1950年元月撤消了军管会，成立青海省人民政府，财经处改为财政厅，粮食局随属财政厅。夏隆尧任副厅长兼粮食局长，郭步一任副局长。四五月间，先后成立县粮食科10个，其中六个县配备了科长，四个县由财政科长兼任。这一时期各级粮食机构的任务，还是征收公粮和供应军政人员的用粮，对城镇居民用粮，仍通过市场解决，完全是自由购销形式。
公粮征收制度的新转折
新中国成立后，对公粮征收方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把过去按地亩税的办法改变为按地亩粮食产量和人均占有量相结合的征收办法，简称“全额累进制”。具体做法是：以农户为单位，按常年单产乘以亩数，计算出粮食总产量；再以全家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按规定的起征点计算出每户的公粮。这对未实行土地改革以前的农户来说，对占地很少的农民有利，对占地多的地主、富农来说，相应就多征粮。这种办法，解决了过去公粮负担不合理的弊病，同时国家也掌握了较多的粮源。1949年，实征公粮4468万斤，1950年为5574万斤。
随着公粮征收制度的改变，对粮食计量用具也进行了改革。原来用升斗，一升(15市斤)十合(读阁)，五升为一斛，按粮食的容量计算。改革后一直用秤计斤，从而解决了量升过程中的不公平弊端和粮食品质的差异带来的不合理现象。
社会治安和保粮措施
青海建政不久，少数旧政府的残兵败将，制造谣言，乘机捣乱。为保护好征收来的公粮，罗耀南他们和部队的同志一起荷枪实弹，昼夜巡逻。老人记得1950年的一个早晨，天刚拂晓，忽然听见炮声隆隆，机枪连发。大家一起紧紧守住大门和粮食仓库，做好和敌人战斗的准备。一个多小时后，枪炮声平息了，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后来得知，枪战地点在西宁小峡。由于我军的英勇奋战，一举歼灭了土匪。
在土匪活动比较频繁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很少出去，晚饭后就锁上大门，听说土匪对工作的同志特别恨，说什么“见了解放军下枪，见了二转子杀光。”说“二转子”给解放军提供情报，比解放军更坏，因此，下乡征粮工作队的同志，不少被土匪杀害。
当时，中国共产党进军全国所面临的头号问题，就是征粮。征粮除为保证军队用粮外，更多的实际还是用于占领城镇后供应居民生活，维持生产经营，乃至于赈济救灾。而且，当时新政权初建，全国尚未统一，人民币信用不足，再加上生产停顿，物价严重不稳，政府的财政收支，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粮的取得。因此，新政府建政后发出的第一个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着眼点就是要把各地所收公粮“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