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前，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我国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他由此被誉为那个时代“中国史前田野考古第一人”。1923年，安特生来青海考古，取得重大的考古发现——朱家寨遗址：揭开河湟先民面纱。
安特生走进朱家寨
进入朱北村时，细心的人一眼便会发现路边的田地里有一块1980年由西宁市人民政府立的石碑，石碑上刻有“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朱家寨古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几个隶书文字，朱家寨遗址便是安特生发现、发掘的。
朱家寨遗址位于西宁西川湟水和云谷川交汇的第二阶地上，遗址包括今天大堡子镇朱北、朱南两村，是一处包含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存。79岁的朱武朝老先生是朱北村最年长的老人，1935年他出生时，这片曾经出土过许多文物的土地已经变成了农田。父辈们向他讲述有关安特生考古的事情，也显得十分模糊。朱武朝记得他的姑姑在世时曾经告诉过他，“有个外国人在村里挖了好几天，挖了一窑又一窑，挖出了许多坛坛罐罐。”
在朱北村村委会，记者查阅到了安特生的考古报告《西宁朱家寨遗址》一书，它1945年曾发表在斯德哥尔摩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十七期。1989年，西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决定出版这本书，刘竞文承担翻译工作。书中，安特生通过大量细致的研究和描述，介绍了该遗址的内涵，包括居住遗址、49座墓葬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并附有精美的考古挖掘图，是第一部属于青海西宁地区的考古学专著。
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
据史料记载，安特生考古朱家寨是一次意外的收获。
1923年7月21日，安特生一行从西宁启程，向青海湖进发。当沿着湟水河北岸西行至距西宁13公里处时，安特生在一片低洼的黄土断崖地带发现了一些土穴，并在土穴里收集到了一些疑似史前文化的陶器碎片，因为此行的目的地是青海湖，安特生当时并未决定停留下来深入发掘。
9月15日，安特生一行从青海湖返回西宁，当时他必须在西宁城作短暂的停留来写考察报告，整理收集到的文物。于是，他派出助手再次前去勘查。可是，他的助手们没有找到任何有重要价值的实物，于是便向西扩大了勘查范围，朱家寨遗址才被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发现。
安特生来到朱家寨后，就在遗址最南边发现了公共墓地。为此，他把居住遗址的论述限制在一个三角形发掘区，由北向南850米，最大宽度47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遗址南部，靠近村南较小的长方形地带的北边，布满了公墓。
发掘朱家寨居住遗址期间，安特生的助手在村南发掘出几件完整的陶器。根据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墓地的经验，安特生立即推测在朱家寨遗址，可能会发现一个类似的墓地。果然，他在这片长方形地带发现了一个坑穴，他的助手从那里挖出了混杂着人粪的灰层堆积。
在朱武朝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朱北村村南一处农田，安特生当年就是在这片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长方形地带中，展开考古挖掘的。据安特生在《西宁朱家寨遗址》一书中曾记述“首批遗物的实际发掘地点靠近道路”，就是朱武朝记忆中这片耕地旁边的一条“赶羊路”，他仍然记得，小时候这条道路是朱南村的人到村后的朱家坪山的必经之路。随着时代的变迁，“赶羊路”已经不见了踪影，但他的这些记忆，与安特生的描述十分吻合。
内涵丰富的远古文化遗存
在《西宁朱家寨遗址》一书中，安特生把在朱家寨村北和村庄的大部分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层，称为“文化沃土”。中国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赵信先生曾参与《西宁朱家寨遗址》一书的校阅和注释工作，他解释道：“文化沃土指古代人们活动之后所遗留的文化堆积层，其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遗物和遗迹，如石器、陶片、骨器、杂骨、木炭、灰烬等。在路沟发现的文化沃土多，尤其是在房屋下面。实际上，安特生当年发现文物最多的地方就是在朱家寨村民的房基下面。”
在朱家寨考古期间，安特生曾对朱家寨居住遗址发掘的陶器作了详尽的分析，证实了朱家寨遗址既有少量的马家窑(仰韶中期)类型的陶片，也存在一小批属于马厂类型的陶器。但朱家寨聚落的遗址的大批陶器是过渡性的仰韶晚期陶器的典型代表。此后，安特生把当时认识尚不清楚的朱家寨陶器的基本特征，编入了《中国史前史研究》加以研究。在朱家寨居住遗址的沉积物中，一号墓和二号墓出土的陶罐碎片，极类似于卡约与下西河遗址发掘的某些随葬陶器，是典型的齐家文化的典型文化，更是令他惊喜不已，他评价道：“我毫不怀疑，它们实际上是齐家期的文物。这表明当朱家寨人在此定居时，这两件文物已经在地下沉埋很久了，它们是迁徙他乡的齐家移民留下来的古老遗物。”
在朱家寨遗址，安特生一行清理出了43具人骨和大量的随葬品，典型器物有石质的鹤嘴锄、各种质地的饰珠牙刻，还有大量精美纹饰的彩陶。安特生不仅证实了朱家寨遗址受到过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影响，还在这里获得了十几副史前人类的骨架，成为研究人种的珍贵依据。可以说，朱家寨遗址出土文物的种类与数量，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仰韶村的一次发掘。
在朱家寨完成身份转型
1923年，安特生是应中国政府农商部的邀请，在甘青地区从事地质矿业调查的，可以说，他是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来中国后，安特生完成了包括朱家寨遗址在内的一系列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得他的履历中，多了一个引人关注的身份——考古学家。朱家寨遗址的发现、发掘工作，在他完成这一身份的转变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安特生在《黄土的儿女》一书中写道：“……在西宁河流域的朱家寨遗址中，发现了大规模稀见的遗物，这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正因为如此，把我的余生献给了考古学，完全放弃了原来的地质调查。”因此，在安特生的考古生涯中，西宁朱家寨，是一个不能被轻易省略的地名。
也许是受朱家寨遗址发掘的启示，之后，安特生又在湟水流域的民和马厂塬、米拉沟、黑土庄，湟中卡约、下西河、寺儿寨，黄河上游的贵德罗汉堂、文昌庙以及青海湖沿岸发现多处古代文化遗址，从而为他跻身国际一流考古学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
此后，一些国内考古专家也纷纷将探究的目光投向朱家寨遗址。1948年，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来到朱家寨遗址作过调查；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我省、西宁市的考古工作者多次展开复查。1956年8月3日，青海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公布朱家寨遗址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将这一中外闻名的古代文化遗址置于重点保护之列。（郭晓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