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不可估量的忧郁——赵贵邦《青海古村纪事》读后
郭建强
编前：我省诗人赵贵邦先生《青海古村纪事》一书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较好口碑。在《青海古村纪事》一书中，赵贵邦先生以数百幅照片和50万文字，描绘了农村生活的一幅幅画卷，唤起了我们那些熟悉的记忆。
一百年前，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发出这样的喟叹：“啊，田地啊，田地啊，田地，/啊，我的不可估量的忧郁！”差不多一百年后，在中国大地上，乡村和小镇迎来了类似叶赛宁曾经目睹过的那样的命运。比当年的俄罗斯更甚，今天中国的乡村(包括城镇)，以一种变脸式的浮浪快速改头换面。叶赛宁为被遗弃的乡村吟唱的哀歌，在青海诗人赵贵邦《青海古村纪事》一书中找到了回响。他以数百幅照片和50万文字，记录了故园的消失和改变。
近些年，在曾经鼓舞了一代人的“报告文学”这种中国式文体侧畔，生长出了另一种带有还原现场和贴身书写的作品，被称作“非虚构写作”。在这种文体中，作者降低了“报告文学”中的高嗓门，加强了客观描述和报道力度。贵邦先生的《青海古村纪事》似可归入这一种写作类型。此书以记录为“施工标准”，却于字里行间更加强烈地满溢出告别传统生活的伤痛。一种来自田地、来自土地，来自有过乡村经验的忧郁沉思，板结在书中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和形形色色的男女身上。
“乡下的家不见了”，这是刺激赵贵邦写作此书的原点。乡下曾经温暖了作者的整个童年；离开乡下，意味精神和心理的第二次断奶。实际上，乡下找无可找去无可去，在不断地“整容”中已经或者正在割裂记忆。由乡村移居城市的人们的不适症，有深入骨髓的因子，而乡愁之渴再无方可解。
具有这种痛感和乡愁的人多不胜数，表达感同身受文学艺术作品也屡屡让读者悚然一惊，牵扯起各自埋藏深浅不一的回忆和情感。在青海，王文中先生《岁月的痕迹》《远逝的村庄》两部著作，曾为文化界瞩目。《青海古村纪事》与王著异曲同工，同悼青海汉族村落传统生活的分崩离析。与文中先生借乡间事物一唱三叹不同，贵邦则把焦距对准了人，以人物的行为处世，铺展村镇今昔生活画卷，讲述族群生活方式的裂变。
借《青海古村纪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就在身边常常看到的人物。无论是跳楼的二娃、失踪的常永安，还是大学毕业回到小镇做买卖自谋生路的女大学生，抑或离家出走几年不归的乡村女孩；这些“村二代”力图摆脱土地，重构自我命运，那终如飞絮浮萍的挣扎轨迹，是一种不同于父辈的“活人”经验。对于父辈甚至祖辈，作者用文字留下了他们关于生活和生产的种种方式和形态，表达了他们关于一种传统农耕生活的理解和希冀。上辈人“活人”的经历和经验，并没有因为时代磨难和环境的逼仄而褪色；恰恰相反，在他们吃过的苦和对生活最本质的企盼中，辉射着一种来自传统文化的光亮和温暖。
遗憾的是，在现代化和城镇化浪潮的淘洗下，后人们——新一代村镇人，有很多陷入了铜里不进铁里不进的状态。他们已经无法成为父辈那样单纯而具有超强承受能力的吃苦人，又不具备在城乡夹层立足生根的实在技能。即使一些致富人家，因为生活环境的变化过于迅疾，也缺乏成为城里人的足够的精神心理准备。赵贵邦在此书中“追踪”了几个沉溺于吃喝嫖娼窃的“村二代”，在他们身上显示了精神缺钙的可怕疾病。
任何一种文化发挥作用时，都会显示出二重性，甚至多重性。对于《青海古村纪事》中的人们而言，土地和与土地生活错节盘缠共体生长的儒家文化，既是对生活和精神的校盘和基准，也意味一种凝滞和束缚。由此，在今天社会发展和巨变中，“古村落人”的心灵地震和实际生活形态的断裂，实在是惊心动魄的，用多少部书来表达都理所应当。
诗人赵贵邦写作《青海古村纪事》时，压抑了的情感强烈爆发。他把来自田地、大地，来自耕读传家的人们的郁结和忧思，盛载在貌似客观的记录中。然而，家园不再土地不再的沉痛，并没有因为客观而失去温度；曾经的记忆和温暖也没有因为无奈的喟叹，而丧失意义。那些场景和仪轨，那些已经活过人和正在活人的乡亲们，在作者钎焊着许多青海口语和称唤的表达中呈现出黑白照片上颗粒般的质感。
用文字为将逝的村庄留影——读《青海古村纪事》
斯 人
完完整整地读完《青海古村纪事》，已经有两个月有余了，但书中的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在《回到下里巴》中，那个固守老院子的明伯，活脱脱就是一个村庄文明的最后一个守望者，他以他八十几岁的高龄，固守在自己故乡的老屋里，而不愿意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之中。诸多的现实的困惑，诸多的现实的困难，都不能使他在从村庄通往城市的路上，迈出一步。同样，生活的无奈无处不在，就在明伯相信自己百分之百地能终老故乡的85岁的那年，他不得不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被儿女带到城里去了却残年。
《老祁老祁》是整部书中唯一带有励志情节的文字，作者经历了几乎和老祁有关的每个命运关口的诸多细节，读着读着，你想笑，人活着就像是一头陷入癔症的驴子，转了一大圈，费了好大劲儿，最终又不由自主地回到原点，原地踏步。你真的想笑，笑完了心里又突然觉得很难过。一个只上了初二的农村孩子，通过许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能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角色，成为建筑工程施工的工长、没有项目经理证的项目经理，但最终他又回到了扎巴街上，成了一个卖菜卖水果的小摊贩，而这时候你不由得会想起来他年轻时说过的话：我就是再困难，再没有办法，也不会像狗一样蹲在扎巴街上，靠耍弄秤杆子混日子。同样，在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熏习下，一家人一直中矩中规地活着的老祁，最看不惯谁家的丫头媳妇跟人跑了的事情，但到头来自己的女儿却跟着一个面匠私奔了。此篇中，作者不但处处布下了不动声色的冷色幽默外，还显现出作者对类似于老祁一样的，农村中占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的熟悉，和作者驾轻就熟的写作技巧。
在《脖根村里的说书匠》中，我看到，过去那个时代里祖辈以说书为生的说书匠李姐夫，时过境迁之后的诸多无奈和对过去时代的怀恋。合上书，那个大半夜大半夜地在冬天的夜晚，守在自家的台地上不肯上炕入睡的，木讷、行动笨拙的说书人好像还在眼前。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作者曾说过的一句话，“人类历史的行进，令人沮丧”。历史的发展无疑会有一些值得怀恋的事物离我们远去，说书匠李姐夫，坐在那把椅子上，不说书的时候就像是一尊雨淋了的泥塑的神像，悄没声息没精打采，一旦开始说书，那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会儿雷霆大作，一会儿清风细雨。一旦他被放逐到现实的生活里，他又是那样的笨拙，赶着驴车去送粪，驴车翻了会压折腿，担着担子去挑水，会扭坏了腰，在村庄的实实在在的生活里他几乎寸步难行。文字到了最后，给那个让人无限同情，离开了说书，几乎一无是处像个废人的李姐夫，成了村里村民调节委员，在惋惜的同时又让人多少有了些许安慰。
多说无益，统观全书，作者以细致的笔触有意地记录了农耕时代村庄文明快速走向衰落时的一幅幅画卷，工业化的挺进，摧枯拉朽，浩浩荡荡，但至少有作者这样的一些人，在竭尽全力地想在文字和影像中留下那一份正在消失的村庄文明。
《青海古村纪事》后记(节选)
赵贵邦
父母退休后，于上世纪90年代经过我们兄妹五人的再三动员，两位老人极不情愿地从乡下某村庄的小学搬到了西宁。在开始的七八年间，母亲动不动还会唠叨，说好端端地住在乡下，非要叫她搬到城里，她后悔当初听了我们几个的话而进了城。母亲生性热闹，在乡下的小学里教书时，还要兼顾着管管庄子里的事情，要是谁家婆媳不和了，她会去劝说劝说，谁家父子反目了，她也会去说个道论个理，更有谁家要是不叫孩子上学了，那她肯定会费尽周折说服那家人家送孩子到学校。
母亲一生，随着工作的不断调动，走过不下十个村子，不论走到哪里，村子里的人对母亲的评价不说是有口皆碑，也算是赞誉有加。但就我们兄妹几个而言，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岁数，我们心中的期望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母亲不要管村子里的杂事，不要东家进西家出为庄稼人们的事情跑个没完，更觉得不堪忍受的是，村子里的人动不动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来我们家，说这个事，说那个事，就是随意地想和母亲说几句话，他们也会随时的踏进门来。
母亲退休后，当时她在的那个村子主动提出要给我们家三分地，叫我们盖几间房子，住在他们村。母亲有点动心，想着我们自己盖三间房子，住在那个村庄里，我们兄弟几个死活不同意，硬是没叫母亲在乡下盖房。
好多年之后，我才慢慢回味过来，当年母亲执意不想到城里来，那是因为她的整个生活都在村庄里，而到了城市之中，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养老了。不论是儿女还是父母，遇到这样的问题，那都是一个两难的选题，你怎么选似乎都不对。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记事开始就在不同的村庄中迁移的我的那个家，基本上割断了和村庄的联系。人们常说，母亲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但，自从父母搬进城里后，我每每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有了一种欠缺，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又想不起来什么地方不对头。过了几年，当孩子6岁的时候问及“我的故乡在哪里”，我才慢慢回过味来，我想，我觉得不对头是因为，每个周末我再也无法搭着班车回到乡下去，回到村庄之中的那个家中。
乡下的一切都是我熟悉的画卷，它曾温暖了我整个的童年。乡下的家不在了，我就像是第二次断奶，孩子断奶后，虽然有着足够可以替代的食物，但他的心里总会有着一种无法遣怀的渴。对于我来说，也许那种渴就是一种无法逃脱的乡愁。
十年前我有意的，不断地回到曾经熟悉的几个村庄，因为村庄中已经没有了家，就是去了，心里也好像无可着落。但我还是愿意不断地回去，以至于从熟悉的几个村庄，扩展到其他一些不熟悉的村庄。我去了也并不找过去的玩伴、同学、故人，我只是悄悄地去，转悠上大半天，再悄悄回来。有时候是在村子里转悠，看看，晾晒粮食的女人、蹲在墙根闲聊的老汉、玩耍的孩子。有时候爬山涉水，到地头田间看耕地、撒种、耙地，看除草、秋收、打碾。偶尔也和庄稼人说说天气，论论产量。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远远地、安静地看着这一切。也多亏了手中的长焦镜头，能够悄然地，安静地记录下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