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23日晨父亲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已有38个寒暑。时光荏苒，岁月流逝，父亲走了，但精神不死。他一辈子对党忠心耿耿、为民任劳任怨的高尚品格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一直指引我做人和做事。父亲，是我人生的楷模。
1914年8月15日，父亲出生在一个陕北农民家里，兄弟4人，3个姐姐。1927年,13岁的父亲在陕北店则沟完小读书时，校长王怀德是和谢子长、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陕北地下党领导，父亲在他的引导下开始接受革命思想，阅读《十月革命》《革命游击队》等进步书刊，参加进步学生活动，使父亲逐步懂得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立志要打倒军阀、打倒地主阶级、为穷苦人翻身解放而献身”！跟着中国共产党，追求共产主义的信仰在父亲心中越来越坚定。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派在清涧疯狂“清共”，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加上党内刘安业的叛变，使清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负责人周继丰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惨遭杀害，我党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白色恐怖笼罩着父亲的家乡。但父亲没有被吓到，同志们的牺牲更激励了他革命到底的意志！1933年7月，父亲正式参加革命，9月在白如冰(曾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伯伯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父亲就被选为清涧县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父亲遵照当时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无定河以西的曹家坬、惠家塌、左家山和林家圪崂一带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他走村串户，在田间、窑洞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秘密组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贫农协会，恢复和发展革命组织，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当时国民党悬赏1万块大洋要他的人头，但都在群众的掩护下逃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时到各区去传达省委、县委的指示，不能在白天，不能走大路，只能在夜间，在敌人布防的空子里钻来钻去，十分危险。记得父亲曾说过，白色恐怖最甚时期，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他们地下党甚至搬到墓穴里工作。有一次父亲外出途中遇到白匪检查，农民打扮的父亲被白匪看出是学生引起怀疑，从后面追赶而来，父亲拼命地跑，被逼到悬崖边，父亲宁死不愿被敌人抓住，便纵身跳下山崖，摔伤了小腿，后来被老乡救走。
1935年7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胜利粉碎国民党对清涧苏区进行疯狂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之后，21岁的父亲被选为清涧县委书记。那个年代，县委没有固定驻地，背上背包到哪，县委机关就流动到哪。父亲经常深入到乡村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党的组织，在他和县委全体同志的努力下，1935年里，全县建立起1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40多个乡政府、50多个乡村党支部。清涧和盐池到安定、永平、无定河以西等地全部连到一起，当时被称为“红了一片”。
为进一步加强革命力量，父亲领导清涧县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乡亲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扩红”工作搞得红红火火，根据地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参加红军的热烈场面。父亲还回到家乡动员自己的兄弟和家乡的年轻人参加红军，当时有数千人报名参军。原铁道部司令部顾问刘波涛同志就是父亲动员参加的红军；二爸高扬善后来当了红军班长，在国民党飞机轰炸时牺牲。四爸高扬祖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因爷爷病重，经组织同意回乡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后来父亲担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时，四爸要求父亲在城里给他找工作，父亲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给他安排，他一直都在老家务农，直到1992年过世。1936年清涧县的“扩红”工作，为刚到陕北苏区的红军输送了大批的有生力量，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我党我军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和骨干。
除“扩红”、建党建政工作外，父亲领导的清涧县的土改、农协会、妇委会、共青团的工作也做得热火朝天。他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动员群众，开展斗地主、分田地工作，县、区、乡干部到处丈量土地，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埋地桩，田间地头喜笑颜开，穷苦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欢天喜地，敲锣打鼓、杀猪宰羊庆祝这开天辟地的伟大胜利。到1935年底，全县基本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清涧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经验在陕西省苏维埃大会上作了介绍，陕北省委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表彰清涧县为陕北苏区的模范县。
1935年，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拒绝我党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继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5年10月25日，党中央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东征，突破黄河天险，开赴华北前线、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东征的主要过河渡口就在清涧，清涧县要担负起红军东征的后勤保障工作。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父亲作为清涧县委书记，组织领导全县干部，想方设法地做好红军东征的支前保障工作。他召开会议，研究措施，制订方案，专门派人到黄河对岸侦查敌情，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父亲亲自逐一落实、组织部署、发动群众送军粮、送弹药、造木船。肩扛、人抬、牲口驮、秘密将造船所需的木材、铁钉等材料运送到县委指定的隐蔽山沟里。为保障东征行动安全，动员群众集思广益、出谋划策，为防止狗叫走漏风声，高杰村的高金孚就提出了将狗栓到山里喂食的办法，效果不错，当时还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严冬的黄河水冷刺骨，父亲和清涧县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没日没夜地奋斗了一个月，愣是在寒冬腊月里为红军东渡赶造出数十条船只，如期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红军顺利东征后，为了确保东征红军回师安全，父亲又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各乡群众，继续增造百只回师渡船，每船配3-4名船工，保证了红军东征的顺利回师。为此，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过黄河时曾称赞：“清涧苏区不亚于中央苏区时的兴国”。
1936年7月，中央调任父亲担任党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委书记，直接归周恩来副主席指挥，担负起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保障党中央粮食供应和生活供给的重任。保安县委所在地西阳沟与党中央所在地距离15里路，山高路陡十分难走，尤其父亲经常要在夜里走个把小时翻过一个大山沟往来于中央和县委之间，马便成了父亲重要的交通工具。但由于当时马匹不够，当父亲看到一位老同志行动不便时，就将县委分给自己的坐骑让给了他。这样父亲就全靠两条腿来回奔波，不但吃苦受累，有时遇到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时还不能及时赶到。周恩来副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关心，立即指示又配给父亲一匹马。周恩来副主席体贴入微的关怀使父亲十分温暖，他生前曾和我们多次谈起此事，话语间充满了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
在先后担任清涧、保安县委书记期间，毛主席经常要听取父亲汇报工作，谈论革命形势、聊天唠家常，主席的谈话给年轻的父亲注入了巨大的革命力量，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主席逝世时父亲病重得已经站不起来，但他坚持要参加301医院南楼举行的追悼仪式，最后硬是在妈妈和护士的搀扶下默哀了3分钟。妈妈说回到病床后父亲全身是汗，几乎虚脱。我深深感到，父亲这样的工农干部对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的信任与情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洗礼中锤炼出来的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
父亲一生几起几落，历经坎坷。只要是党和工作需要，无论职位高低、无论条件如何艰苦，自始至终他都以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毫不犹豫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1937年到1949年是父亲工作调动最频繁的年份。为了解放全中国、建立新政权，党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到哪里。1940年，他任关中地委副书记，协助时任关中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开展工作，第一个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成功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圆满完成扩大地方武装、生产自救、筹集公粮、支援前线等各项任务。1942年，根据中央便于集中指挥，军队和地方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父亲从三边地委书记降为副书记。对此，父亲毫无怨言，仍主动承担起地方的主要工作，协助任三边地委书记的警备第三旅王世泰及其后任贺晋年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利用三边的“食盐、皮草、甜甘草”资源优势，在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副业和运输业，他不顾身患荨麻疹，带头下盐田打盐，带动了群众高涨的生产热情。经过父亲与三边地委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边的盐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远销到了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有力地粉碎 了敌人企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阴谋。
那时，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三边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穷苦老百姓过年时往往用碗底抹点墨扣在红纸上贴在门上就算对联。对此，父亲发动各级政权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动员群众自制座椅，动员学生上学，使各地相继办起了中小学，根据地军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后来中央决定将延安的陕北民族学院迁到三边，同三边师范合并改名为三边公学，由三边地委直接领导。在毛主席确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三边公学除了为陕甘宁边区培养师资力量外，主要还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
从奉调天水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团结各族人民，剿匪反霸、安定民心，恢复工商，推动经济发展，到跟随王震的部队进军新疆，担任中共新疆分局秘书长，协助负责南疆的土改、减租减息等工作，以及后来调任刚刚解放不久的青海工作，父亲的足迹辗转于少数民族聚集的边远地区，所到之处，开疆辟土，办学建业，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祖国的边陲建设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五十年代初，刚刚解放的青海百废待兴。母亲曾说过，“我们进青海时走的都是泥土路，出青海时，已经是水泥路，而且通了火车了”。父亲长期工作在三边、天水、新疆等多民族区域，十分重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父亲尊重和倾听当地头人、活佛等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的意见，遇事主动与他们商量，循序渐进地推动民族自治、民族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到1955年，青海省培养出少数民族干部3947人，发展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党员4千人左右，各自治地方的党委均配备了少数民族书记或副书记。还组织了全省1千多名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等祖国各地参观，极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民族团结和统战事业的发展。
开发柴达木油田，是父亲主政青海时经中央批准的重大工程。为此，父亲多次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到现场了解情况，积极动员，解决困难。当时的石油部长余秋里代表中央对青海省委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几十年后，原全总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张丁华听说我是高峰的女儿时，特意在百忙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父亲的情况。得知父亲在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后，他沉默良久，嘱咐我照顾好母亲。他说当时他还是年轻的技术人员，曾听过父亲在开发柴达木油田几百人会战大会上做动员讲话，给年轻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他回忆的神情中，我仿佛看到了那火红的年代里父亲的身影。
父亲在青海工作期间还十分注重发展工业。先后建立了大通煤矿、青海炼钢厂、毛纺厂、察汗乌苏盐场、格尔木盐场，探明了许多矿产资源，这为青海省后来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跃进”时期，父亲受党内“左”的思想影响，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严格解剖自己，始终坚信党的领导，遵循毛泽东思想，还经常教育我们子女要忠于党忠于人民。
我还记得，在那十年浩劫的年代，上小学的我跟着母亲给因旧病复发高烧不退，仍被造反派关在地下室的父亲去送饭；我还记得在“走资派”的学习班里父亲认真打扫厕所时的情景。尽管那时我还懵懵懂懂，但这些事情却深深印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文革后期，有些老同志虽然挨了批斗，经调查历史上没有问题的大都赋闲在家。所幸造反派查不出父亲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很早就把他“解放”了。当时，他完全可以选择待在家里，可他却非要工作。为了要求工作，父亲曾在冰天雪地里站了4个小时，等着“四人帮”在吉林省的代言人给予答复。最后那位代言人勉强同意给父亲安排到吉林省柴油机厂去当革委会副主任，家里人都劝他，可他说，“只要能工作就行！”在工厂工作期间，他经常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启发大家认识“左”的思想危害，引导同志们抵制和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方式说服群众和有关人员，尽快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妈妈说他自己早早地带饭盒乘公共汽车去远在郊区的工厂上班，经常边吃午饭边和工人谈话，暮鼓时分才回来。
1978年6月，我曾作为单位的外调人员随着一位老同志去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工厂搞外调。言谈中该厂人事科的干部兴奋地告诉我们，在“文革”期间亏得有一位老红军下放到了他们厂当领导，真有远见！很早就把厂里的技术人员从农村调回厂里，才使他们厂得以如此快速地投入生产。他所说的老红军就是指父亲。
尽管那是颠倒黑白、极左风气盛行的时代，但是父亲仍然牢记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职责，坚持为党和国家工作着。直到妈妈为父亲换洗衣服时发现他裤子上有许多血，劝他去医院检查，他仍说工作忙没时间。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后来还是厂里的秘书借口请他去医院看望一名职工，顺便才让他做了检查。从发现父亲患了癌症到他去世仅仅一年的时间！期间我们所经历的坎坷苦不堪言，“四人帮”的爪牙连病榻前的父亲都不放过。就在父亲去世前一年的1975年，还专门派人到北京父亲的病床前宣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关文件，令身染重病的父亲在精神上也不得安宁。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临终前握着妈妈的手四目凝视的情景；我到现在还记得，临终前父亲看到二姐和三哥失声痛哭时，对他们微弱地说“不要哭，不要哭”的情景，每想到此就禁不住热泪涔涔。
1976年11月23日凌晨，父亲去世。遵照父亲的遗嘱，我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301医院。父亲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了一生，到死都不忘造福人民，用自己的遗体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贡献，不愧为彻底的共产主义战士！
父亲走了，但是父亲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死！我是父亲的女儿，我会继承父亲的遗志，像父亲那样做人，像父亲那样做事。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父亲革命的一生，激励我们这些活着的后辈去继续完成他们老一代革命家未竟的事业，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而奋斗!（高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