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带队参加少年夏令营
又到暑假，我省第一任少先队辅导员赵仰仑先生回忆起了半个世纪前，他带着我省少年儿童队队员参加西北首届少年夏令营的情景。“那时候，青海各个学校中的少年儿童队刚刚建立，被批准入队的队员还不多，能去参加夏令营的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赵仰仑先生说。
1952年暑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北区工作委员会在陕西武功农学院举办了西北首届少年夏令营，我受团青海省工委的委派，带领10名少年儿童队队员，代表青海省参加了这次夏令营。我还记得这10名队员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李钟林、年佩芝、马克武、尕周杰、马菊仙、赵玉瑛、李淑梅、李元芳、马泽民、李生华。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15岁，最小的12岁，有4名男生、6名女生。
我当时也只有21岁，第一次带着这么多孩子出远门。出发前，团省工委的领导嘱咐我：“孩子们的安全最重要，一定要首先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时刻不敢忘记。
谁知，到了兰州，还是出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
当时我们从西宁坐汽车先到了兰州，就住在兰州火车站对面的招待所里，等着乘火车去陕西。看着时间还很充裕，我就带着孩子们去兰州的湟光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的经理知道我们是从青海来的，对我们很热情，连看电影也是免费的。看完电影，我又带着孩子们去兰州的城隍庙看看。那一天，孩子们玩得很高兴。返回招待所之前我清点人数时，发现竟然少了一个女生。我一面联系兰州团委的工作人员帮助寻找，一面带着孩子们在附近寻找。过了不久，那个女孩子自己回到了招待所。原来，人一多，她贪玩就走丢了，不过幸好她记得我教给他们辨识住所的方法，她一边走一边问路人，自己找回来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又和孩子们强调了一次出行纪律，后来再没发生过孩子走丢的事情。
当时火车只通到天水，又恰逢天宝段铁路塌方，我们就只能绕道秦岭南面，翻过秦岭到达武功农学院。当时坐的是敞篷大卡车，孩子们小，都爬不上车厢，我只能一个个教他们怎么踩着车上的横梁爬上车厢，我再在后面推他们。车厢里也没有座位，大家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不时还有人唱着歌，一路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那时条件虽然艰苦，但孩子们都很坚强，没有喊苦喊累的。他们一路上还学会了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到达陕西武功农学院后，我作为辅导员和孩子们一起参加活动。那次的活动内容特别丰富，白天孩子们被分到不同的兴趣小组开展活动，有生物、科技、体育等，晚上还有文艺演出。一个月过去，孩子们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还增强了个人能力。夏令营的伙食特别好，返回西宁之前，孩子们还做了一次体检，很多孩子的体重都增加了。后来我得知，参加夏令营的10名孩子长大后大多数都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口述：赵仰仑记录：赵新丽
常忆当兵那些年
上世纪60年代，我入伍后被分配到海西野马滩。野马滩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除建有德令哈劳改农场的泽林沟分场、驻扎着我们团的两个连外，周边扎着几顶小小的蒙古包，显得十分荒凉。当时部队的营房全是低矮的土坯房。以班为单位，战士们全部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因没有通电，所有的营区全部使用的是带玻璃罩的小煤油灯。冬季取暖连里统一拉煤分给各排，排里从各班抽上战士集中打好煤砖再分给各班。全连包括连长在内，营区各房间是同一种待遇，都是用砖头垒成的土火炉。时至隆冬，房子里虽然有火炉，身上盖着被子和皮大衣，仍然像睡在冰上一样，寒意渗进了骨头。当年整个营区由于没有接通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炊事班战士用军马拉上大汽油桶改装成的水车，到好几里路远的河里拉水，每天要往返三四趟，供全连百十口人饮用。到了冬天，野马滩天气很冷，河面全部封冻，在河里实在舀不上水的情况下，天没有大亮，战士们就顶着刺骨的寒风，带上十字镐驾着马车到河里去刨冰。用马车把冰块拉回营房后，再一块又一块搬进“冰库”。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争当“五好战士”的活动。参军后，我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五好的内容是：努力学习好、爱护武器装备和一切公物好、消灭事故好、生产节约好、锻炼身体好。
当时，我们连队的生活条件虽然困难，但是和全军各基层连队一样，开展五好战士评比的号召，在全连指战员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连队里，挑战书、应战书、决心书贴满了墙壁。班、排长和连长定期召开会议，给战士们讲前途、谈理想，进行忆苦思甜和如何树立人生观等教育。干部战士之间经常开展谈心活动，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战士们一个个比着用“五好”的标准要求自己。比如在节约这件事上，我记得当兵第一年津贴11元，第二年增加到13元，我和战友们平时都舍不得花，总想着把存下的钱寄回家中。
我连续两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团里给我颁发了“五好战士”奖章，同时团里还给我发了“五好喜报”。至今，我还保存着奖章和喜报，每当看见这两样东西，我就会想起当年的时光。(赵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