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声音”
诗歌最难翻译的就是声音(这“声音”大于通常所说的“音乐性”)。声音像细胞一样，散布在一首诗的字里行间，你没有办法指定：声音就在这里或者就在那里，因为声音有它的发生及演变过程，它是动态的，跌宕起伏的。如果看得见的话，它有点像身体里的血液；如果看不见的话，有点像灵魂呼出的气息。一首诗一旦做成，它在被做成的语言里就是一次性“生成”的，而且它有一种永不损耗性。它就是生命的一，以致它不再有可能转移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它有一种“抗翻译性”。这种抗翻译性的根源，就是声音。辩证地看，翻译中这最令人绝望的地方，却又是翻译最能生出新希望的地方。我放弃任何一种以模仿原诗为目的的翻译(我斥之为“同一性的虚妄”)。我更愿意把声音视为一首诗中最微妙的部分，它必须被整体地感知。把一首诗从法语译成汉语，就是在用汉语重写这首诗，我会重新考虑全部的声音系统，尽可能使整首译诗在汉语里抵达“与原诗相呼应”的节奏品质。
我的全部诗歌，都是围绕“节奏”、“想像力”、“活用语言”这几个核心词展开的。当代诗人的语言，其实是言语，是每一个诗人独特的言语方式，因为我们既生活在“语言”的大氛围中，又只能凭我们各自的“言语”去生存。一个人使用语言的时候，总是在个人生命的体验基础上展开的，而体验是通过“言语”的方式向诗歌敞开的，它有着私秘性和个人性。悖论的是，在诗歌中，越是个人的深切体验，就越是能唤起人们内心的普遍情感。所以我又说，诗歌不是私人语言。
诗人的天职就是活用语言，丰富母语的表现力。我们每个人都用语言，但大多数人只是在信息交流的层面上使用语言，诗人写诗，则是在隐喻的意义上动用语言，所以必须鲜活、生动。意象、隐喻等等，所有修辞都是为了满足最朴素的诗学条件，那就是形象生动。诗人凭着对词语的特殊敏感才有可能抵达诗性，关键就是要把语言用活。我相信，现代自由体诗的声音特质就是“节奏”。每一首诗都有它特定的节奏，但不能重复滥用，而且别人也学不到。现代诗的自由，就在于每一首诗都可以获得它的独有节奏的自由。一首诗完全可以打开它自由节奏的秘密之门。节奏，说到底就是个人的呼吸，因为每一个个体生命，他的心跳、脉搏、气息，他的嗓音、口吻、调子，还有他的整个心理结构，都在为节奏的发生提供条件。诗歌更是想像力的游戏，把灵魂也卷了进去。很显然，一首诗的质料是语言，但语言质料之所以能“飞升为”一首诗的诗性，我认为秘密就是节奏。
我认为，诗歌真正的声音仍然是沉默的，不发声的。诗歌不与音乐结合，也能够自己发声。问题始终是如何让一首诗发出声音。声音已经内含在文本里了，但它仍然是沉默的。朗诵是比较好的方式，有现场的感染力，既与传统有关，又有扩散性。朗诵是让诗歌发出声音的一种可贵的努力。但我相信，只有沉默的声音才是永不飘逝的声音，它永远有待“被发生”。一个人朗诵，是在时间里寻找一种发声的方式，但“那一次朗诵”既不构成那一首诗“发声”的标准，也不具有惟一性，相反，它具有“现场消费”的特性。说到底，一首诗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朗诵者多次发出声音，但我们应该明白：谁也没有那首沉默的诗自己朗诵得更好。（树才）
诗人：异样声音的唤醒者，寻觅者，记录者，创造者
即便今天的物流、网上购物可以跨越地理上的阻隔而使天南地北的物产齐聚到某地，人类的种植栽培技术可以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变幻出各种反季节的蔬菜和瓜果，一时间确实可以模糊掉特定区域土产和特产的珍稀性甚至惟一性，仿佛物产失去了大地的专属。
但这样的混同，依然无法取代某些物产特有的地理标志和文化象征。就像在南方你可以吃到高原上特有的雪莲、冬虫夏草，可再先进的种植技术，也无法在湿润的南国绽放出奇异的雪莲花———藏族人眼里的恰果苏巴，当然，我们也无法在高原上垂下椰树优雅的身影。
民谚里说：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这说明人的意识、思维与特定的地域有着皮毛相依般的联系。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的交流，跨文化的精神移植，可以让南人挥洒出沙漠之舟的神采，也可以让北人想象出大象过河的奇幻，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个地球村时代，商业的或者文化上的各种流行时尚，会让人们在许多方面走向趋同性，会有更多共同熟悉的和记忆的事物，但是我们还是会在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好恶取舍上表现出和而不同的差异和区别。诗歌，作为人类精神梦相的象征，更是会旁逸出无数精神的支流，在它的河段上倒映下对应的平原、丘陵、高山、森林、草原、沼泽、沙漠和荒漠。只是这种由地域赋予诗人的精神属性，会由原来浅表化的、标签式的外在差异，走向更加细微而丰富的内在差异。那种由千差万别的土地化育出的各种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及至殊异的想像力，都会在每一串诗行里留下诡异莫测的痕迹。一切无须你去刻意，那异样的感觉、思维和观念，其实就一直蛰伏在你血管和脑海的深处。
诗人无疑是那种异样声音的唤醒者，寻觅者，记录者，创造者。（马钧）
诗歌节打开本土诗人的视野
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打开了青海诗歌界的视野，诗人们惊奇地看到，自己的创作与世界诗歌声气如此相通，追求自由、进步；描述欢悦和辛劳；我们在本土诗人和国外诗人的诗歌中同时看到了人类的悲欢和爱情。我深信这是人类经验相同性、以及这个更加开放的时代带来的机遇，带来的更大的认知空间。
在这样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上，我们感受到很多外来的成分，这种新鲜的空气，促使本土诗人在创作上不断增强探索的兴趣，人类生活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发展，国际交流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变化、觉醒进步的重要因素，敢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是一个民族富有创造力的表现，富有生机的表现。
这期间，我们有幸读到当代世界上一流水准的诗歌以及诗人的创作札记，如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比利时诗人杰曼·卓根布鲁特等。他们的作品，在当今诗坛上具有灯塔般的作用。
铭记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的一段话：语言的力量在于精神的美；精神的美在于我们把自己改造成对他人有利的人，成为乐于助人、慷慨大方、理解别人、有怜悯之心、有独立思想的人。假如我曾有幸忝列诗人之列，我一定要助人不止，因为那也是语言的力量所在：语言不断地鼓舞我们去帮助他人。
如此高贵的精神指向，使我们凭借这样的火种点燃自己，照亮生命的征程，温暖生命的孤寒。在这样的映照中，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煦和安静，会因聆听到这样的诗句而备觉人生的美好。禁不住从心灵深处向他们致敬！
国际诗歌交流对本土诗人最重要的益处，就是促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促使我们在赏析中不断提高自己，例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诗歌《祖国》中大量的、多层次的结构，高度个性化的内心体验和象征意象，令人折服。随着诗歌节对更多国外诗人的推介，一段时间内，本土诗人的审美经验经受了巨大的冲击，继而出现了那么多诗人对自身创作的重大突破，由此构成了一批新风格诗歌作品的问世。
行走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荣光中，我们看到了宽容、开明的诗歌风尚和气度，被推介的范畴比被评价的范围宽阔得多，本土诗人在更加多元的文化观念和诗歌创作中重新认识自己，他们再一次擦亮眼睛，用激情的目光望着高原的雪山、草地，牧人和牛羊，时刻准备着唱出心中的颂歌。（赵秋玲）
部落：昨天和未来
我来自南非东开普省杜蒂瓦镇一个名叫博罗特瓦的科萨人群落，这里，炙热的阳光复仇般地烘烤着大地，山丘光秃秃的，孤苦伶仃地站在那里，像一群被遗弃的孤儿。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的祖先们世代居住的地方。
我的先祖带着有限的几头牛羊和家禽,穿越布满危险的丛林地区，经过数千里的长途跋涉从非洲中部南迁，最后定居在科萨人的王国里。
争夺每一寸土地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生存空间是充满危险和艰辛的，南迁的先祖们不仅需要提防丛林里剧毒的树蛇和蝰蛇的袭击，还要和居无定所狮子般凶猛的野人搏斗。一路上，强壮的家族成员在前面开路,其他人跟随其后。几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家族成员大都是狩猎者,他们擅长如何避免或对付森林里潜伏的各种危险。同时，也正是这些丛林维持了他们的生计。
他们的步伐坚韧而坚实。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逐渐建立了一套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他们习惯于吸收和积累来自实践的直接经验和来自智者的智慧，这些为他们闯入新领域至少提供了一种奢望。如果未来的子宫缺乏过去的润滑，那么，对于未来的冥想确是很折磨人的。
那些连绵不断的山谷，曾是他们的故土，将永远定格在他们的记忆里。那些依偎在河流身边的山丘、峡谷和战场塑造了他们的灵魂。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学会了与大自然共享，他们开始明白,生命是多彩的，复杂的，譬如流动的河流，鸟类的鸣叫，狮子的杀手本能，长颈鹿悠闲的漫步和大自然的慷慨给予。
啊!登上德拉肯斯堡山鸟瞰无尽的自然景观是多么的美妙！天那么蓝，未被污染的空气是那般清新，简直像一幅幅神站在山顶上刚刚绘出的精美的图画！只有在仙境里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享受啊。
风从印度洋上吹来，清爽宜人，似乎能将肺更大地打开以吸入更多的新鲜空气。难怪猎豹在长时间的急速奔跑时不需要换气，肌肉也流水般地起伏，其威力甚至可以吓跑一头大象。
他们想起在他们的故土做一些祭祀或民俗之类的事情时他们的祖父母教导他们要敬畏自然敬畏神明，教导他们说一个人在向成年迈进的路上是要付出汗水的。在那些日子里,从海上冒出了成群的白人殖民者,他们衡量一个人的能力的尺度是：看他能否一个人杀死一头狮子。
“回来了！英雄回来喽！”,当一个勇士身披狮皮从密林深处走出来的时候，女人们会高兴地尖叫起来。
国王特别卫队的士兵都有狮皮或豹皮。一个真正的男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包装”———狮皮或豹皮；这就是一个男人的状态,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命运。
这就是我的遗产,属于我的现在,也属于我的未来。（佐拉尼 ·姆基瓦[南非]）
诗歌的根性与本土写作
我明白，用一篇千字文，去谈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所谓本土写作的命题却又使我不得不触及诗歌的根性问题。因为，本土写作，就是一种具有根性的写作。
我以为，所谓“本土写作”的提出，是由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之后，越来越像西方一些语种的现代诗歌，而离汉语诗歌的根脉越来越远了。这种境况对于其他文体而言，似乎并不显得严峻，而对于诗歌来说，则应该是灾难性的。因为，诗歌是最纯粹的语言艺术，同时，也是一个“种族的触角”(庞德语)和“文明的荣华”(鲁迅语)，更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作为最纯粹的语言艺术，诗歌如果失去了其所赖以生长的语种的独异性，便会失去几乎所有的魅力。任何一个语种的诗歌的光彩一定是来源于这个语种独特的质地。而百年来的现代汉语诗歌，有多少光彩是从汉语中发出的？
作为“种族的触角”和“文明的荣华”，诗歌是一个种族无意识中最深层、最尖端的部分，也是一个种族的文明发出的光芒。一个种族的记忆、感知方式、思维习惯和其所意识到的世界情境，会通过语言媒介，遗传给现代人，在时代的种种精神境遇中，复活为诗歌。而百年来的现代汉语诗歌，又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种族的触角”和“文明的荣华”呢？
作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诗歌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一个时代最敏感、最重要、最前沿、最严峻的精神现实，都应该从诗歌的声音中首先发出来。而我们今天的诗人又有几个敢于真实地去面对这样的精神现实，并发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诗歌写作的本土化，就是要求诗人回到汉语中来，回到我们这个种族的无意识和历史语境中来，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现实中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其他语种形成的优秀诗歌传统，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固步自封，拒绝进入世界诗歌的场域，回到封闭的民族诗歌的时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诗歌领域的构型与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完全不同。汉语诗歌的世界意义，并不是来自所谓世界，而是来自它为世界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本土经验。因为，任何一种诗歌的根，都在“本土”中。
由此，我有理由认为诗歌写作的本土化，意味着诗人携带着开阔的世界视野和广泛的人类关切，重返自己的母语，重返自己的种族无意识和历史语境，重返自己所处时代最敏感、最重要、最前沿、最严峻的精神现实，重新培育诗歌的根性。诗歌，只有具有根性，才有可能具有生命力，才有可能真正具备世界意义。（李震）
无 声
语言多样性最感人的见证之一是一个古老的神话———巴别塔。《圣经· 旧约·创世纪》第11章称，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据估计，今天的世界上约有7000余种语言。尽管在1887年,波兰籍犹太人卢德维克·柴门霍夫发明了世界语，供全人类使用，但这种重建巴别塔般的意图最终还是失败了,世界语至今也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生活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我必须首先阐明的是：“边缘”和“主流”只涉及数字或权力,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可言。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人口和语言方面的统计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人生活在在西方文化的边缘或外围。4.07亿人讲西班牙语,3.59亿人讲英语,接近16亿人讲汉语、印地语和阿拉伯语。尽管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白人,但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着出版和文化交流，原因在于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宰地位决定了语言之间关系的不平衡。语言的光环主要取决于经济和与其伴随的政治主导地位，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的被“边缘化”就是很好的例证。
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是极其丰富的。在海地克里奥尔语中继母被称为“妈咪非妈妈”。在玛雅语中不存在“喜欢”这个动词,只用于五种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当玛雅人问你是否喜欢青海的风景和古迹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的眼睛喜欢青海吗?”因纽特人的语言中有二十个可以用来描绘雪的颜色和形态的单词。但，如何将语言的优势融入诗歌呢?文学取决于语言,在所有文学种类中，诗歌对于语言力量的感觉是最敏感的。诗歌以语义位移和节奏为基础。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没有语言游戏的解构,就没有诗歌,诗歌是一种文化身份，语言是其工具……语言是民族归属最强大的方面；在给文化下定义方面，语言比宗教或信仰更具深远意义，因为它限制所有的思维过程。制约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瓶颈与文化身份关系甚微，从根本上说,它与传播有关。一首用阿马兹格语写的诗只能在摩洛哥南部被读者所接受。然而,少数民族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通常使用双语,而且他们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困境,使用两种语言。那些“稀有”语言,譬如冰岛语或帕皮阿门托语，几乎不被该语言地区以外的人们所知晓。此外,用双语出版诗集日渐增多，这是对于诗歌的奖赏。用小语种写作的诗人应该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尽管诗歌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边缘化了。(节选)（弗朗索瓦丝 ·罗伊[加拿大]）
关于本土写作与边缘声音的浅识
诗歌的本土写作的提法，应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以来，“全球化”这个风靡世界的词之后。从文化或诗歌的角度来理解，“本土写作”和“全球化”其实殊途同归。简单地说，“全球化”概念的提出，源自市场这个怪物，涉及的是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的一体化，当然，也包括市场的一体化，WTO中逐字逐条的谈判细节，不会超出这个一体化的范畴。但在文化领域，全球化却要求文化的多元性、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也即不同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体现。当下，应该没有人指望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能消灭或替代另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除了曾经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者有过妄想。当然，此时此刻人类不会容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局面再次发生。所以，从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演变进程来看，“本土”或者说“反全球化”貌似与“全球化”水火不容，其实是不谋而合。
厘清这个假性概念后，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不同国度、不同诗人间的写作，其实都在本土的范畴内。反映在中国诗歌中这三十年的变化是：诗歌的本土写作，自朦胧诗以来，诗人们在各自的作品中，借助话语体系建立起了具有本土气息的现实感。简单地说，诗歌的本土写作，已让诗人们在话语与现实间确立了诗性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我说到的“现实”是文本意义上的“现实”、诗人想象的“现实”。它可能来自日月山河、油盐柴米等现实世界的偶发事件，但更多的是，包含了诗人自身的修养、文化、知识、激情、经验和观察，当然也包含各自对传统的继承、扬弃、过滤、怀疑、质疑甚至反动。这样说来，诗歌的本土写作，实质是诗人面对现实世界和固有语境的双重压迫时，做出的有效选择和回答。
说到诗歌的有效，我就想起“大跃进诗歌”和“小靳庄诗歌”，甚至想到乾隆皇帝的诗歌，这些数量大、有激情的作品，对诗意的开掘和语言的进步是无效的。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似乎还可以更广阔、更深入地讨论，但我觉得应该点到为止，否则，也将滑入无效的赘言。
我还想说说诗歌是边缘的声音这个问题。还是让我顺着传统这条线索，简单梳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传统，以及与下列这些伟大的名字间的关系：屈原、司马迁、嵇康、阮籍、陶渊明、瘐信、王维、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贾岛、寒山、孟浩然、李贺、李商隐、苏轼、黄庭坚等等，在我们这个由“官员———诗人”或“学者———诗人”建立起传统的国度里，上列先贤，无一人不是处在他们时代的边缘，或被那个时代边缘化后，才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我们不能离开或忽略诗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物质和文化的大背景去片面和孤立地去探讨他们的声音位置。其次，诗歌在任何时代都没有能够直接介入、干扰、改变社会经济、政治、物质和文化大背景，也就是说：诗歌声音的位置一直在边缘。那些希望诗歌具有干扰、改变社会功能的诗人，都被社会经济、政治、物质击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对当下诗歌“边缘化”的讨论和反思，其实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而这个讨论一起步，实际上已经是一场高于诗歌本身的现象或围观，并不来自诗歌本身，我们大可不必惊慌。或者，我们可以放眼世界诗歌史，也会听到经久回响着的像荷尔德林、里尔克、佩索阿、兰波、波特莱尔、狄金森、曼德尔斯塔姆、保罗·策兰等边缘的声音。这一方面证明了诗歌无疆，也证明了所有的诗歌问题，都是“全球化”的。
历史和社会的变革必然产生精英艺术边缘化问题。它符合事物发展本身所特有的“中心离散化”规律。因此，主流和非主流，中心化和边缘化都是动态的，边缘化现象并非一成不变。对诗歌而言，边缘化是有好处的，至少，它争取到了艺术的独立和自由，不再是时政的逐利者与宠臣。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惟有边缘化，与“中心话语”保持合适距离，诗歌写作才有可能抵达真正的诗意、诗性和神圣。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边缘和主流的界限并不会像泾渭分明、油水不溶那么简单，这是另外的主题了。（商震）
本土化的诗歌写作和边缘化的语境
本土化的写作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写作。这是肯定的。这是工作身份的一部分。这是写作作为标志或符号的一部分。诗歌的声音渴望被听到以及来自读者的互动。
这些符号包括那些用来书写的字母以及发音所代表的一些东西。如果某种语言的字母在世界上大语种的字母里迷失了,这就意味着该语言的存在被边缘化了或者是不被认可了。含义需要文字符号来译解，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止在一种意义上让人感兴趣的。首先,当我们谈论事情和身份时,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些非常美丽的东西不被知晓，当这些东西被发现或者被挖掘了出来，它们也许可能成为宝石般有价值的东西，但，事情往往与此相反。
说到写作和口语方面，我们必然要问知识本身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语言是为了沟通，而这种沟通不只是传播信息同时还有对于其所传播信息的反应或响应。
写作但作品不被知晓的存在是一个矛盾体,它的存在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写作不可贵不美丽。事实上，当它被世界所认知的时候，它可能会变得更强大更美丽。这不仅取决于理性存在是如何感知和发现它的，而且取决于它自身的存在以及其存在与其它的存在是截然不同的，是独特的。
我们要把那些尚未公开的作品当做作品来看待，这样我们才可以分享其精华。当然，那些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作品只能引导诗歌写作走下坡路。
简而言之,为了发现的目的，人类有一个压倒一切的欲望，所以，发现成为人类必要的目的。冷漠或漠视，自满或怠慢，对于人类都是一种伤害，一场灾难。所有的知识和语言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是不可容忍的。
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或制约的本土化诗歌写作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它让我们理解那些看似不存在的虚无的东西，让我们认识到那些被认为是负面的或消极的东西并非那样，也帮助我们在超凡的感觉里发现美。
本土化写作的限制或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无关宏旨，但，世界似乎恰好从反面解释了这一问题：如果你使用的不是一种通用的语言或者你不是很有名,如果你和你的作品不经常在各种媒体上露面,你就很难成功。这就是我们应该与之相处的写作环境吗？（菲罗·伊科尼亚[坦桑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