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兰，一方神奇的土地，一个能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
这里曾经是吐谷浑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在这片方圆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发现了上千座至少有1500年历史的古墓。通过近年来对都兰古墓葬的发掘，掩盖在历史长河上的神秘面纱逐渐被人们撩开，一个游牧民族当日的辉煌遂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公元284年，出生于辽东半岛鲜卑慕容家族的吐谷浑，与继任可汗之位不久的弟弟慕容廆因草场上的马斗而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他便率领自己所分得的一千七百家部众，西迁而去。他们先在内蒙古的河套阴山一带游牧了二十余年，后又越过一片又一片其他部族控制的土地，于公元313年，到达今天的甘肃临夏一带，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落地生根。公元317年，拓疆万里的吐谷浑在完成了民族迁徙的历史使命后，溘然长逝，享年72岁。公元329年，土谷浑迁移到青海南部草原，以青海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并将都兰作为都城。土谷浑的孙子叶延继位之后，为了表示对吐谷浑的缅怀和纪念，便以土谷浑作为姓氏、国号和部族的名称，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吐谷浑人来到青藏高原后，与当地羌人一起，同恶劣的自然条件展开顽强的斗争，大力发展畜牧业，培育出了名闻遐迩的良马“青海骢”，使畜牧业成为这里绵延至今的主导型经济。前些年，我在都兰香日德，听当地的老人讲，这里还留有土谷浑“香日德王城”的城墙遗迹，高不过一二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平田整地热潮中，这些残墙断垣悉数被毁。就像同为一方重镇的楼兰古城、高昌古城一样，香日德王城就此完全淹没于历史的风烟之中，留给人们的只是对古国荣辱兴衰的感叹唏嘘。土谷浑———这个草原王国，于三百多年后，在隋唐的先后重击下，国势逐渐衰弱，最终被崛起的吐蕃人所灭。吐谷浑人随之分流，一部分归隋唐后起的契丹、蒙古族，一部分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一部分纳入吐蕃，而留在青海的吐谷浑人，有学者认为即是土族的先民。
吐谷浑在西羌古地立国，历经35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颇具影响的少数民族政权。它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吐谷浑人的吃苦耐劳，不畏艰难险阻，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转战迁徙中，经历了战火的淬砺，丰满了自己的羽翼；也得益于部族首领吐谷浑的英明果敢、襟怀远大，不囿于一时一地的胜负得失。吐谷浑后来的失败，诚如一些专家所分析、总结的那样：一败于隋炀帝，二败于唐太宗之李靖将军，三败于吐蕃，一而挫，再而衰，三而竭，终于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吐谷浑后来的统治者，能够继承其先辈与北魏、南朝修好的优良传统，不与隋朝为敌，怎么会败于吐蕃？又怎么会彻底消亡？政治路线错误，外交路线错误，岂有不败之理？
如今，整个都兰县境内，从夏日哈到巴隆之间长达200多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上千座吐谷浑古墓葬(也有人说是吐蕃墓葬，孰是孰非，还是让专家、学者在正常的学术争鸣中去认定吧)，仅热水沟内不到一公里长的地方，就分布着大小200多座古墓。在都兰古墓的挖掘中，位于都兰县城东南约10公里处的热水乡血渭一号大墓被考古专家认为是最惊人的发现。这是所有墓葬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墓葬。我去过这个地方。从下面看，它像一个金字，故而有东方金字塔之称。大墓背后的两条山脉从东西两面绵延而来，如同两条巨龙，大墓则像一颗宝珠，由此形成二龙戏珠之势。大墓的封堆下边是用泥石混合夯成的围墙，上边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层排列整齐、横贯塚丘的柏木。柏树的生长是极其缓慢的，一棵碗口粗细的柏树要长200年，一人合抱的柏树至少要长上千年。吐谷浑人墓葬中的柏木，最粗的直径为50厘米，最细的也有碗口大小。看样子，它们都是取材于附近的热水山一带。由此不难推想，很早以前，这里一定是一个翠柏遍地、水草丰美的地方。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柏木(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不可能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大量的木材)？因整座墓葬分为九层，故当地群众都称它为“九层妖楼”。建一座九层高楼，不要说是在物质匮乏、交通不便、技术落后的古代了，就是在今天，也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这座九层楼，竟出自1300多年以前的吐谷浑民众之手，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惊叹。登上已被开挖的“九层楼”，我看到，这是一座十字形的墓葬，它由墓门、照壁、东室、西室、中室、南室组成，各室均有门，以回廊相连。这样不算简单的墓室结构，加上浩大的伐木、填石、封堆工程，不兴师动众，显然是难以完成的。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辛苦劳作，为了一位显贵人物的寿终正寝而累断筋骨！“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催作迟……力尽不得休杵声，杵声未尽人皆死。”把唐人张籍用以描述筑城者凄苦情状的诗句，移到当年的筑墓者身上，大概也是很贴切的。让墓主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劳民伤财之举，却在无意之中为后人留下了一行历史的踪迹，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据当年负责发掘的青海考古所的朋友介绍，此墓解放前曾为马步芳军队所盗，墓内的随葬品已所剩无几。尽管如此，但人们透过从这座大墓和附近几十座同时代古墓中出土的粮食、毛织物以及陪葬坑中的马、牛、狗等大量的动物遗骸，仍然不难窥见当年吐谷浑物质文明之一斑。至于出土的古代皮靴、古藏文木片、古蒙古文木牍、彩绘木片及金牒、木鸟兽等随葬品，更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至今保存完好、数量非常可观的丝织物残片，总计约350多件、130余种(这是因为当地气候干燥的缘故)。其中，有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所织造，一块波斯人使用的钵罗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惟一一块被确认的八世纪波斯文字锦。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陕西法门寺出土的丝绸织品相比，都兰古墓出土的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精美，时间跨度之大均居榜首。此外，都兰古墓中还出土了汉代中原地区制造的漆器、金银器和古罗马金币、波斯银币以及来自西亚和中亚的金银器、彩色玻璃珠等。这些物品，不仅证明了吐谷浑人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证明了青海道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它经由今之西宁、都兰、香日德、诺木洪，越阿尔金山到西域(另一条丝绸南路从今之德令哈、大柴旦、小柴旦，到达甘肃敦煌，汇入河西走廊道；还有一条是从今之鄂陵湖、扎陵湖一带出发，溯楚拉克阿干河进入新疆)，是公元六世纪到九世纪前半叶古丝绸之路的一段干线，其繁荣程度不亚于人们熟知的河西走廊道。之所以繁荣，乃是因为公元四世纪之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河西走廊一带战事频仍，交通梗阻，东西往来的使节和商队纷纷改由青海通过，丝绸南道的作用因而凸显出来。无论是东行金城、长安，还是南下巴蜀，西去新疆，它都义不容辞地担负着物资、文化交流的繁重任务，成为一个时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吐谷浑人善于经商，他们的商队非常活跃，经常往来于东西南北各地。他们与来自中原地区的商人，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一起，将大量的丝绸、棉布、瓷器、铁器、茶叶及纸张从中国南方运到吐谷浑，然后辗转销往西域各国，同时又将西域的金银制品、玻璃器皿、香料及珍禽异兽贩运到国内，销往中国南北的各个市场。在这样的交易中，吐谷浑王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产生了许多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
在丝路上奔波的人群中，除了商人、使者，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外佛教僧侣。譬如，公元399年即东晋隆安三年，高僧法显就是取道西宁、海北而至印度、尼泊尔等国游学；公元420年即刘宋永初元年，僧人昙无劫(即法勇)便是经兰州、西宁，穿越柴达木盆地去印度取经；公元559年即北周武成元年，乾陀罗人阇那崛多也是经由南疆和田，穿越柴达木盆地到西宁，然后东赴长安。法显他们西行取经，在杳无人迹的荒漠上跋涉，该承受多少寂寞和孤独，又该怎样战胜漫漫长路上自身的焦虑、不安和恐惧。看来，不管过去还是今天，凡要成就大事者，总是要经历一个“望断天涯路”的过程。没有“苦行僧”的执著信念和坚韧精神，西天的经再好，也是取不来的。
历史发展到北宋时期，河西走廊道路又被阻断，青唐唃厮啰政权实行惠商政策，经由青海的丝绸南道再次繁盛起来，丁丁冬冬的驼铃声响彻戈壁大漠。南宋以后，海路渐开，虽然陆行的丝绸之路并未废除，但作用已大不如前了。 (王贵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