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泰斗卡里埃尔曾经和意大利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艾柯有过一次关于书籍的对话，他们谈到了世界上现存的诸如石碑、长板、锦帛等书写载体，卡里埃尔以其作家的敏锐说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书写的这样一些载体，他更在意这些载体所传达的信息。他提到一幅图片，上面是佛陀的一个足印。“让我们想象，佛陀在行走。他在传奇中行走。这里面的一个自然征象就是，他在足底留下印迹。毫无疑问，这是最根本的印记了。佛陀行走时，在地上印下这一标记，仿佛它的每个足印都是一次刻写。……这是印刷之前的印刷。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印刷。”
人类的记载、书写、印刷无非是将一种有着非凡意义的事情和人头脑里思索出来的各种智慧的思想、神圣的启迪一一保留下来，再传诸后世。这个时候采用什么样的书写载体，一定长时间地困扰过各个民族的先知先觉们。在佛教广布的藏族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室内和室外采取了两种不同材质的记载形式，室内的殿堂用柔软的纸来书写经文，而在室外，他们则利用大地之母馈赠的石头，来刻写经文、真言、咒语。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用纸张来记载的形式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可是把浩瀚的经卷刻写在石头上，袒露在天地之间，这就非常稀奇、非常神妙了，它所蕴含的一种人类精神的崇高，不能不让人生出仰之弥高、叹为观止的感叹！如果说南太平洋上的拉帕努伊岛上的巨大的石像是从人的形体上显示了人类的伟岸与坚毅的话，那么，在青藏高原黄河南端的和日石经墙，则从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显示出人类的智慧与慈悲。它代表着藏族人与日月同辉的一种罕见的宗教信力，精神信力。
在《泽库县志》上记载：和日石经墙坐落于泽库县城以西80公里处和日乡和日村和日寺院后山坡的平台上，分4处排列，其中位于寺院大经堂右侧的是主体石经墙，长165米，宽2米，高1.1米，用大小不等，厚约1~5厘米的3万余块刻有经文的不规则石板，按照藏文经籍版式分部垒砌而成。所刻经文为世界著名的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按四川德格版本统计，共收录各种著述1008种，刻2遍，约3966万余字。主体石经墙以东，另有长、宽各9米，高1米的石经墙1座，所刻经文为大藏经之另一个组成部分的《丹珠尔》。该经共收录各种著述4361种，总字数约3870万余字。再东40米处尚有石经墙一堵，长11米许，高1.2米，宽1.4米，所刻经文为《檀多》，共刻108遍。两边距主体墙120米处有长115米，宽1.3~1.58米，高1.2米石经墙一处，所刻经文有17种。经推算，石经墙的经石数量约为北京房山云居寺经石的1.5倍，总字数约2亿以上。除经文外，在部分石板上镌刻着大小不等的佛像、民间图案、佛教故事等图画。
石经墙创始年代尚无准考，据寺僧和当地牧民世代的传说，大体上开始于清嘉庆年间，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前后历时一百多年。主持者是和日寺三世活佛德尔敦·晋美桑俄合丹增，他为弘扬佛法，决意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积蓄，为寺院凿刻三部永世长存的石经。于是，他从数百公里外的果洛草原请来了一位叫阿乃亥多的刻字高僧，并出资雇用了数十名石匠和寺僧，由阿乃亥多经过短期培训，开始刻经活动。阿乃亥多是一位雕刻技艺很高、兼通绘画的高僧，他不仅刻了大量工整清秀的石经，还刻了许多佛像和佛塔，小的仅有一巴掌大，大的达一人多高。他的人物石刻既继承了藏传佛教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汉族石刻艺术的长处，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十几年的刻经生涯中，他手把手地教出一大批徒弟，为后来大规模地凿经活动准备了大批技术人才。经过十几年的凿刻，终于将《普化经》、《当增经》、《噶藏经》刻成石书。
一项巨大的工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几部石书刻成之日，德尔顿喇嘛早已年迈，所存资财也全部耗尽，再也无力进行下去了。他去世后，洛加仓活佛继承了前人未尽的事业。洛加仓是和日草原上很有名望的活佛，又是和日大头人的亲戚，经济也很富裕。自幼为僧，酷爱佛经的他，二十多岁就成为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宁玛派活佛。为了这桩神圣的事业，他不仅耗尽了家资还去动员周围的牧民和僧人，为刻石经奉献财物牲畜，没有钱的就出劳力、运送石料。洛加仓认为，他的寺院和日寺也应有一部与世长存、千年不朽、万年不烂的佛经与草原牧民相依为命，以便使一方民众平安吉祥，草原畜群健壮兴旺。于是，他请了和日有名的刻经工匠恰洛和瓦卜丹为刻经师，还雇了一大批牧民来刻经，前后历时达三十多年。到1955年才算大功告成。据估计，这次刻经耗资近百万大洋。这处大型石经不仅文字工整清秀，装帧也很别致。每部经文皆有书名，每函石经码得像一“本”长条藏文经书，使石经仍保持了纸质经书的式样和风格。各部之间用刻有精美图案的石板隔开，经墙外壁有绘着花边的木板护栏，把石书严严实实地封闭在里面。每隔一段砌有一座佛龛，里面供奉一尊石刻佛像，使香客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释迦佛的尊容；佛像用浮雕形式刻制，有些刻像还涂了色彩，看上去全然是一幅彩画；顶部采用传统藏式建筑艺术，用石板做瓦，排水流畅。
可惜，这处大型石经群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有些被人拿去做了墙基石，有些做了铺路石，还有些作为礼品赠送给了亲友。2002年农历9月22日在当地州县政府领导和和日寺寺主华驰通多雷吉多杰的带动下，组建了石刻经文管理协会，多方募集善款，于2005年农历9月22日修复了约240米的石刻大藏经，并修建了长达100米的保护古塔之围墙，和日石经群昔日的面貌得以恢复。许多人都知道，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文澜阁、沈阳的文溯阁、海宁的衍芬草堂、海盐的西涧草堂……，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串起了中国悠久灿烂的藏书历史，延续了中华文脉。可是人们未必知道在青海，在黄南之南，在和日这个地方，同样有一处富含文化底蕴的典藏之所，它更为别致，更为异样。别致的是，这里收藏的是堪称“世界石书奇观”的石书，异样的是，它刻写的是汉文化以外的藏传佛教的经典。
中国文化是从石头开始的，这种最原始、在无生命的物质中最具有无限寓意的物质，在藏族人的世界里显现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他们可以把普通的一块块石头雕成寓意深远的玛尼石，把山岩上较为平整的部分，刻上佛像，刻上祈祷平安幸福的真言，石头就这样在藏族村寨、在荒凉的草原、在寂静的山峰下，传递着一种柔韧的魔力，精神的光芒。
石经墙用石材刻写藏传佛教经文典籍所构成的文化奇观，已经被世人和不远千里万里来此观瞻的游客广泛认知，可是人们却不经意地忽略了那石经墙用刻有经文的片石砌筑成墙的技艺。在藏区，我们也时常在一些藏族村寨、一些藏族人居住的风景区，屡屡见到那些用石片砌筑的墙体，人们被它们古朴甚至原始的形制所深深吸引，好像它有着一种我们现代人久违了气息在吸引着我们，我们可能一时说不清楚自己心灵异样的悸动，但我们能辨出那气息里弥漫着一种亲切、一种质朴、一种生命和万事万物本有的神韵。这种神韵，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弥散了很久很久，在崇尚简单、朴素、自然的民间建筑艺术里更是余脉悠悠。可是近年来国内很多城市建筑一味追逐豪华时尚的风气，中断了中国建筑文化里这一更具生命力和传承性的气脉。直到2012年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首次颁给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建筑师王澍时，我们才又一次看到这种建筑美学的回归与复活。作为王澍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设计作品，他在设计宁波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时，运用民间泥瓦匠人的原生态工艺，筑起了独树一帜的瓦片墙。按照王澍的建筑设计美学理念，他觉得中国本土的建筑传统是一个循环营造的体系，其中有很多奇妙的细节，为现代建筑技术所不及。他举例说在今天，这些传统工艺只在农村尚有保留。比如农民工的“砌石头”，被不少人视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而他认为，这些农民工是传统营造工艺的大师，他们砌出来的一小段石墙，放在美国都可以称得上是文化遗产。所以他在设计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时，大量启用传统的手工建造活动，从各地回收了600万片旧砖瓦，让农民工展现“砌石头”的精湛手艺。许多国际著名建筑师看到这样的建筑非常激动，认为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味道”。遗憾的是，王澍没有机会来青海藏区看看这里藏族人民世代相沿的片石砌墙技艺，看看那些在雪山、在草地砌筑的玛尼石墙。倒是我们本土的建筑专家先识先觉，发现了藏族片石砌墙艺术独特的价值。这位发现者就是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古建筑研究专家张君奇先生。有感于史学家们对秦砖汉瓦的津津乐道，古建筑学家们对唐宋木构的盛赞，考古学家们对半坡遗址的惊叹，张君奇先生以独到的眼光，赋予了藏族片石砌墙艺术以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张君奇先生的发现来自他曾经在玉树的一次调查。那次当他看到玉树人用片石垒砌的石楼、围墙，与周围的群山草地，石崖河流融为一体，那么和谐，那么相宜，他被深深震撼了。让建筑专家惊叹不已的是：用无数方片石垒砌的石墙，收分匀称，平整如一。如果用砖砌成平整的墙不奇怪，那是所用的材料已经规格化了。而就地取材，从山脚下风化的石崖上采集搬运，将见棱见角、形态各异的方片石砌成平整的、有收分的石墙，的确需要高超的技巧，因为有收分的石墙在砌筑时不能时时用线锤检查是否垂直，只能凭借经验把握收分角度。藏族民间工匠做墙的技术堪称一绝。玉树石楼保持原始石味，你看大小不一的石块，不做修凿，相互配搭，密密匝匝，错落有致，形成一幅不规则的抽象图案。可以说，张君奇先生是国内最早从建筑美学的角度发现藏族的片石砌墙艺术价值的学者。
现在，我们在和日寺背后的山顶上，看到新修筑的一段百余米石经墙，就是用青灰色的不规则片石累叠起来的。倘若你有幸置身在这段藏式的石经墙建筑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深深感动。因为这样建筑仿佛是带着呼吸的，是可以生长的、带着灵性的物质累积。一人多高的墙基，朝外的石面，一律被一种粉红色的矿物颜料所涂染，那质地像大地上赭红色的土壤和山峦，温暖但不炫耀。因为在垒砌时在片石的缝隙里掺和了泥土，就有一些高寒植物生长在那里，随着季节伸出它们绿色的手掌和身躯。我真遗憾自己对植物界的认知可怜到尴尬得叫不上任何一个名字，我只能用文字描摹它们有的尺把长的茎杆上随风拂动着紫色的穗头：有的长着一簇簇拇指宽的叶子，从叶子中间旁逸斜出的管状茎杆，好像流动着淡淡的赭红色血液，而它的头上却繁开着丁香花似的花蕊；有的像蕨类植物一样撑出羽状的鸭蛋青色的叶片；有的长形的叶片，沿着缝隙密密挨挨的像是被一双巧手缝纫在其间。在石经墙的某些空隙里，不时传出雏鸟们唧唧鸣叫的声音，我甚至还看到了成年的草原百灵鸟嘴里叼着从远处捕来的虫子，准备哺育草原上的新生者。它们那么自在，全然和藏族人砌筑的这种朴素、原始同时又具有落落大方、参差错综之美的建筑浑然合一。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在那里摩挲一部草原人发明的石质的“毛边书”，在那里重温阔大、粗犷、浑厚的本色之美。
和许多地方出现的建筑不同，石经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它天生就长在那里，一点儿也不显突兀与造次，朴素里有庄重之气，庄重里有亲和之气，亲和里有灵秀之气，灵气里还有神圣的气息。原本普普通通的石片因为刻画上了经文、圣像、吉祥的图案而变作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户外馆藏。如此大气洒脱的精神存在，见证着这个民族的崇高与博大。
恐怕没有谁会在面对这样的文化象征和文化气度时显露出无动于衷。相反，他会被深深震撼。此刻，我回忆起八九年前我对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吴长江教授再次来青海写生时的一次访谈。吴长江说，以前他曾画过海洋和生活在那里的人，可是1981年春季的甘南拉卜楞和玛曲之行，使他从此对藏族生活和藏族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美术专业的因素，我感到他还触摸到了藏族牧民、藏族文化的深邃之处。他曾动情地向我描述他涌动于怀的感觉：当我置身于神秘的青藏高原，在广阔无垠的草地上行进，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移动。白云在上升，草地在上升，我的躯体在上升，我心中充满了升腾的渴望。处在这样一种博大与苍凉之中，你会不由自主地反省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人生。我所以喜欢画高原人物，是因为在这些高原牧民的身上，保留着一种没有人为修饰的原始美。他们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镇定自若，充满乐观的精神，对未来充满了虔诚而坚定的向往。这对我们今天的人具有很好的精神启迪。作为普通人，我们都很难躲避生活的艰辛、生存的压力。作为人类，将来还要面对各种困难、各种问题，所以我坚信高原民族面对生命、生活的态度，他们与大自然和谐融洽的状态，对现代人具有永远的魅力，其精神价值和精神意义永远不会被取代。 (马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