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经年》亦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见西王母。”四十年后，西王母入朝，进行了回访，“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楼祖诒在《中国邮驿发达史》中说：《穆天子传》乃一纯然旅行日记，依其干支，考证地理，皆历历不误，“实乃古代交通史”。周穆王去途输丝，回归载玉，数量巨大，这些记载虽然充满着神话传说的美丽色彩，不能全作信史，但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青海道交通的畅达，西部羌人与西周中央王朝间密切的联系。满载美玉而归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青海河湟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先驱。
据汉文史籍记载，大约在战国至秦汉间，居黄河上游、河湟一带的古羌人族群，又有一次大规模迁徙活动。春秋时期，秦国向西大兴开疆拓土，兼并和征服了西北大量的戎人、羌人。秦穆公“用戎人由余谋伐戎王，盖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河湟羌人，由于地处边远，秦国势力一时还达不到，故得以保存其原来的种族和文化。战国初，生活于黄河上游和湟水河流域的一部分羌人，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公元前7世纪初以后，秦襄公以兵护送平王迁都洛邑有功，赐岐山以西之地，并宣告：“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即有其地。”“秦之西界遂至西宁、敦煌等地。”在秦国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河湟地区的羌人部落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农耕兼畜牧和生产过渡。约到公元前5世纪时，文献资料中出现了河湟地区名姓可稽的最早居民——羌人首领无弋爰剑。先“为秦所拘，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遂俱亡三河间。诸羌共畏事之，推以为豪。”《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水也。无弋爰剑的到来，揭开了河湟羌人历史新的一页。河湟羌人由射猎到田畜、民族人口的增加，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以及羌人习俗的由来等等都归为无弋爰剑的功劳，因而被看成河湟羌人的始祖，其事迹为子孙后代所传诵。然至无弋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秦穆公的霸业，曾兵临渭水上游，灭狄戎和羱戎，使河湟诸羌受到极大威胁。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残暴行径，留给羌人深刻的印象。为避秦兵之祸，无弋爰剑的后裔们纷纷率部离开故土远徙，揭开了河湟羌人第三次的移民迁徙风潮。除了忍与其弟仍留原根据地湟中外，其叔父率其部落“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其叔父率部所徙之地当在今青海西南界或西藏的东北角。其后发展成为“发羌”、“唐旄”，成为藏族先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部分羌人部落迁徙到了千里之外的柴达木盆地及南疆昆仑山地区，与原先离开大夏河流域，在周穆王西行时已深入青海腹地定居的大夏人融为一体，其后发展成为“婼羌”。此外，还有一部分羌人种落陆续向西南移动，“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雅砻江流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岷江流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白龙江流域)。”这些迁徙西南地区的羌人与当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并共同生活，以后发展成为西南藏彝语族各支的先民。文献和考古资料显示，先秦时代古羌人的足迹几乎遍及甘、青、川、滇、藏，甚至达到新疆境内。古羌人不仅与中原地区，而且与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区的各个民族均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至此，以河湟为中心，东连洛阳，西通南疆，西南可达吐蕃，东南可下四川的孔道——丝路羌中道全面贯通，人类文明的脚步就是伴随着这种移民的步伐从东到西，从此向南传播着。(官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