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两百年的歇家藏客往事

　　日前，记者赶赴湟源县城，见到了民俗专家董晧先生；并辗转多人，在西宁找到了民国初年青海藏客车虎臣的后人车国新先生，就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有关青海“歇家”由兴盛到衰落的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从他们的口述历史和提供的文字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当年那些白手起家的商人艰辛的创业史，以及那个时代的繁荣的商业贸易……

　　懂藏语和蒙语的人

　　渐成生意气候

　　见到车国新先生，说明来意，他热情地将我们让进屋，谈起祖辈的经商历史，他说，这要从我太爷说起，我太爷生于咸丰八年，一生有七个儿子。我们家族在湟源的生意主要是我二爷车虎臣，和坐镇拉萨的六爷车进珠操持着。家族最兴盛时期是民国十年左右，那时整个家族在湟源有十几院房子，有一支庞大的驼队，在都兰、海晏和玉树有自家的牲口牧场；雇佣的脚夫就有100多人。

　　那个时候懂藏语和蒙语的人在生意场上很吃香。为了生意几个爷爷基本上都学会了藏语，尤其是五爷和六爷。民国初年，家族生意由“歇家”生意转为“藏客”生意，也就是由开始的买卖中介人转为走藏的生意人。

　　后来，我们从资料上查阅到，青海歇家的前身是由茶马互市时的通事(翻译)转化而来，清朝时，他们惯常与蒙古、藏、撒拉等民族打交道，后成为官府中世袭的差役和民族贸易的中介人。蒙古、藏族牧民或商人来青海东部贸易，往往遇到语言、文字、计量、住宿等方面的障碍，不得不仰仗当地熟悉市场行情又懂蒙藏语言的中介人提供方便，并歇脚于其家，“歇家”之名由此而来。

　　歇家有官、私之分，在官府领照备案者为官歇家，还有许多自行开设的私歇家。嘉庆以后，青海东部的官歇家已相当普遍了。道光二年(1822年)，西宁城内注册的蒙古族歇家有18家，藏族歇家有21家，土族歇家有4家，总计43家。“蒙番等易买粮茶、什物，均系官歇家为之经理” 。可见，歇家充当了代理蒙藏经商的角色。

　　“歇家”的兴起

　　我们采访民俗专家董晧先生时，首先请他谈谈湟源歇家兴起的原因。他告诉我们，清光绪时，钦差大臣命令全省皮毛集中于丹噶尔城(今湟源)。丹噶尔城既是蒙藏牧民出入门户，又是全省皮毛的唯一的集散地，牧民每年秋冬赶着牦牛、骆驼数百头(峰)，运来以羊毛为主的畜产品。抵丹噶尔城后，就地露宿，在进行贸易时有诸多不便。同时洋行和内地商人初来乍到丹噶尔城，对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开展业务困难重重。针对这种市场情况，当地手握资本又精于蒙藏语言的商人以中间商身份出现，在丹噶尔城形成新兴“歇家”行业。

　　光绪年间，丹噶尔有名的歇家有万盛奎、宝盛昌、福兴源、顺义兴、德兴盛、忠兴昌、福兴连等，每家资金有白银10万到40万两不等。清末民初，丹噶尔城有“歇家”48家。由于资本不一，经营规模各异。

　　歇家具有与蒙藏牧民做皮毛生意上的中介身份，同时“官照”具体给每一歇家划分接待蒙藏商人的区域范围。哪一地区来的蒙藏牧民由哪一家歇家接待，若隔地区接待，视为越规。

　　歇家必须有几十间房屋，以供蒙藏牧民住宿及储放所购物品，另外还得修建能容纳一二百牛、羊、马、骆驼的畜圈，喂养牲畜。牧民住在歇家期间的伙食及牲畜草料，均由歇家免费供应。“歇家”行业兴起后，各歇家按划定地区，积极分别与牧民及蒙藏部落头人联系，取得信任，并热情接待牧民，帮助做成生意，采购物资。

　　都积极结交“歇家”

　　洋行里的外商们

　　车国新先生告诉我们，作为歇家你必须深谙蒙藏习俗、地方法规，有着广泛的商业联系和信息资源，头脑灵活，经营范围广、实力强，是左右当地商业的重要条件。歇家除代理蒙藏牧民经商外，有时在蒙藏牧民交易过程中充当牙人，对货物进行评价；有时充当债务担保人；牧民有卖剩的残货，路远不愿驮回时，往往请歇店代为存放；官歇家还对蒙藏商人负有稽查监督职能。

　　洋行离开歇家的联系，难以直接收购大宗羊毛和皮张。牧民没有歇家更无法与洋行等客商直接成交。牧民与洋行都需要歇家。于是歇家神气十足。难怪外商们有“交结歇家比交结中国地方官员还难”之叹。

　　歇家，逐渐成为蒙藏牧民生意上的委托人。

　　“鞑话(蒙古语)金、番话(藏语)银”，所谓歇家，都是熟悉蒙古族、藏族的生活生产等情况，精通蒙藏语言的商人。他们以其熟识的蒙藏牧民为固定顾主。凡蒙藏牧民驮运来的羊毛、皮张等，除零星出售少许外，全部交给与自己有联系的歇家，再由歇家介绍出售于洋行或住庄客商。有的直接由歇家收购。歇家囤积货物，以市场供求变化适时抛出，赚取更大利润。另一方面，以自己所掌握的物资胁制外商。所以洋行、山陕京津等客商，必须委托当地歇家，每年春夏先预付巨款或茶布粮食等前往牧区预定皮毛，秋冬交回羊毛皮张，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就是与歇家联系，在丹噶尔城住庄收购皮毛。蒙藏牧民经歇家中介将皮毛等销售后，又托歇家买回自己所需的青稞、面粉、挂面、茶叶、馍馍、布匹等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有的由歇家直接供应，有的由歇家从市面买进后转手卖给牧民。这样，歇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从洋行外商、蒙藏牧民两方面赚取丰厚利润。这就是歇家生财之道。

　　丹噶尔城的歇家都比较正直，坚持公平交易，热情为蒙藏牧民服务，帮助成交，替他们采购所需物品，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使他们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不仅自己有利可图，也对发展民族贸易，繁荣市场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歇家”到“藏客”

　　民俗专家董晧先生介绍说，民国八九年间，西宁办事长官下令缴换“歇家”执照。因索价过高，各歇家陆续上交旧照，不换新照。传统的“歇家”行业自此终止，不复存在。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驻庄丹噶尔的洋行亦先后撤走。“歇家”停业、洋行撤走，标志着内外巨商大贾垄断湟源民贸市场的结束。

　　1920年后，丹噶尔城民族贸易中的大宗皮毛收购业务大部转由湟源当地商人经营。古城的商人在摆脱了歇家对皮毛生意的统制后，凡熟悉蒙藏语言、有一定资本并有经营能力的人，都以独资或合资形式直接自办货物。以茯茶、青稞、白面、挂面、布匹为主及零星生活用品，运往西藏与牧民直接交易。因此，丹噶尔城商界中出现了“藏客”这一新兴行业，歇家们纷纷转行，干起了“藏客”，民族贸易又有了新的拓展。

　　湟源人于1921年前后有3家藏客首批进藏经商。1931年以后，藏客队伍不断扩大，先后有忠兴昌魏耀邦、富商车虎臣、东科寺克主老爷、祁本子、谢敖哥、李育春、马英庵、马景廷、李富成、梁弼臣、鲍发祖兄弟、沈永孝兄弟、沈良、陈生保、李泰来、杨发旺、吉令德、安兴海、林子平、胡生瑞等相继进藏贸易。

　　进藏行程近四个月

　　沿途土匪出没抢劫

　　车国新先生在介绍祖上走藏的情况时说，那个年代走藏是非常艰难和危险的，我二爷被沿路的土匪劫过很多次，有一次在黑河被劫，把所有运往西藏的物资抢下了，土匪把我二爷五花大绑，准备枪毙，二爷就给随从交代，回去后给我母亲说一下，今生尽孝我是办不到了，让他老人家多保重。土匪头子一听，这还是个孝子，就说，我不能把一个孝子杀掉，让天下人骂我。便解了绑，拿来酒结为拜把子兄弟。并给了二爷一杆黄色的小旗，让他在走藏的时候带上，会一路畅行的。自那以后，二爷走藏，也带上了自己的枪支，后来曾遇到了小股的土匪，都以鸣枪示警把劫匪吓走了。

　　有资料记载，藏客福寿子从西藏返回湟源时，途经一山口牙壑时，盗贼横堵山口，杀人越货，致使人财两空。此后，藏客沈良又在旺尕秀遇难，货物亦被抢劫殆尽。秀沟河、通天河、沱沱河则以水流急、河水深著称，往返渡河骡马带货物一起冲走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由于运输线长，而运力落后，主要靠牦牛、骆驼驮运，牲畜气力有限，不能一气走完全程，只有分段轮换的办法，才能把货物送到拉萨。湟源至西藏行程约6000华里，行程近4个月，路途遥远而艰难，途中骡马及货物损耗不小，但只要平安进入西藏，获利是很高的。

　　藏客带回的

　　罗马表风靡一时

　　藏客进藏时，采办的主要商品是：以骡马为大宗，其次是生活用品，有湟源陈醋、威远烧酒，陕西红枣、柿饼及景德镇龙碗。还有少量枪支，名为自卫枪，领有护照，至西藏后大部作为商品出售。

　　以大宗货骡马为例，在丹噶尔城以白洋300元购进的，到西藏只要顾主看中，可以卖到白洋一千五六百元。再加烧酒，进价每市斤约合白洋3角，而售价一盅(约2两多)酒可卖白洋5元。酒、醋是用木筲包装，待运至西藏消耗已在一半以上，但其利润十分可观。藏客返回时，运往内地的商品仍然以民族用品为主，如氆氇、藏香、金线、水獭皮、名贵药材、斜布(俗称藏斜)、皮鞋等。以后，遂以手表为大宗，手表体积小，便于携带。以罗马、瑞士表为主是当年风靡湟源和西宁的新鲜货，获利很丰厚。

　　那时，青海人到西藏做生意，深受藏人的欢迎和尊敬，藏政府特别允许青海人可在西藏购置房坟，办理出境(如印度、尼泊尔)手续也十分方便。藏客的兴起，不仅拓宽了商务贸易范围，而且对繁荣湟源民族贸易增添了活力。（作者：赵秋玲 辛元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