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诗人与为了艺术的诗人
阿西斯·桑亚尔(印度)
诗人是人类灵魂的建筑师，这是他们的天命。诗人,如印度伟大的吠陀圣言中所形容的——是阿格尼(印度神话中的火神)，是先知先觉,是意识和真理的探索者。诗人一直是人类进步的火炬手，他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教诲人们：人，要有高贵的爱心,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诗人的思想通过他们的诗折射出来,滋养其诗歌精神的是群体意识、社会运动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因而，他们的作品应该是社会现实的风向标。可以说,诗人有责任操控着社会之舵朝着他们心中的那个伟大的目标——即理想的社会前进。新世纪刚刚开始，无论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都在政治、经济和道德层面被证明是死路一条，它们不仅没有为解决人类在未来要面对的诸多难题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案，相反,悲剧性事件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在伊拉克,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频频发生，过去几年以及今天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的强权行为和种族冲突将全人类带进了一个临界点。在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诗人，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不能继续做视而不见的旁观者。世界上许多诗人已经对那些可能或者已经危害人类及社会进步的理念或行为举起了诗歌的拳头。
诗人总是反对所有的社会不公。在法国,艾吕雅、雷内、罗伯特·德思诺等诗人都曾写诗为消除社会不公而斗争。在美国,惠特曼提倡开放的大众诗学,主张接受所有的形式和包容的政治。他说,“所有其他的观念都追随这样的说法——诗人和学者是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他们比一般人更高雅更文明，应该高踞于常人之上。然而，我认为，诗人是伟大的,但，他们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和常人一样，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的人甚至不修边幅，生活邋遢，言行方面有时候也难免粗俗。”
有关诗歌与社会隔离的记述还有不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垮掉的一代”以及黑山派代表性诗人查尔斯·奥尔森和罗伯特·克里利的十年，此后的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罗伯特·布莱、丹妮斯·莱维托芙等诗人以写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诗歌而走红诗坛。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军队对伊拉克的入侵，在美国，重申或强调诗人的社会角色的呐喊不绝入耳。美国著名诗人李立扬约略曾说过这样的话语“诗歌就是诗歌，诗歌不是政治”。戈尔韦·内尔曾经对《纽约时报》记者说，“这是诗歌的职责，其部分作用是要靠说出来。”
在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看来，诗人应该是知识分子。根据诗人卡明斯的说法，诗歌漂流在历史的瞬间，诗歌对于读者的作用或影响取决于某种关联，这种关联的展示朝向我们所经历的生存状况。
世界当代诗坛多姿多彩，群星闪耀。如中东诗人阿多尼斯、默罕默德·达维修、尼扎尔·阿尔卡巴尼、内齐姆·希克马特，尼日利亚诗人沃莱·索因卡、奇纽尔·阿基波尔，塞内加尔诗人利奥波德·桑加尔，安哥拉诗人阿戈廷赫·内托，保加利亚诗人柳博米尔·莱沃切夫，巴基斯坦诗人艾哈迈德·菲亚兹以及越南诗人黎代等的作品都坚守诗歌的社会担当；埃内斯托·卡达纳尔——尼加拉瓜当代诗人和牧师，曾致力于桑地诺革命，后来成为该国的文化部长；西班牙内战期间，智利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曾经和费德里克·加西亚，洛尔卡，塞万提斯等西班牙诗人一起用诗歌做武器讨伐佛朗哥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在中国，白桦、西川、吉狄马加、树才、高兴、马非、格桑多杰、杨宗泽、麦芒等当代诗人专注于对生命与人性、现实和历史方面的打探与思考，他们的作品在思想深度和精神向度的表达方面颇见功力。
印度诗人大都坚守这样的诗歌精神：诗人不能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状况视而不见。独立运动以来，印度诗人的作品在激发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泰戈尔，印度文学史上迄今惟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青少年时代就积极投身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深知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所以，他积极顺应时代要求，投身社会，参入政治。他和印度前国家元首及独立运动领导人甘地、尼赫鲁、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作为诗人，他密切关注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并以笔为戈，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此外，他还用诗歌的方式提醒国家领导人注意尊重邻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和邻国和睦相处。当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时，泰戈尔感到很不安，当即赋诗一首，用声情并茂的诗句，号召人们永远结束战争。请看：
蛇，在到处嘶嘶地喷发毒液
呼喊和平的词语成为徒劳的逗笑
所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我要大声呼喊：
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站出来吧，
和战争恶魔一拼到底！
二战期间，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刺痛了泰戈尔的心，当得知尼赫鲁要去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时候，他立即向尼赫鲁表示赞赏和祝贺。
在社会和社会生活中，诗人的作用与地位举足轻重。我们知道，写诗以及任何形式的写作无疑是一种高度的个体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人要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为了诗歌写作和诗歌艺术发展的需要，诗人应该经常走出“蜗居”，走进社会，和包括其他诗人在内的人们交流。此外，诗人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社团性组织，甚至是国际性的社团组织。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这个巨大的星球上，我们既生活在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形态里——即自己的国家或部落，又生活在一个多样化和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里——即正在走向全球化的“地球村”。尽管我们所处的国家或地区在气候、习俗、语言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我们创作的诗歌在表达内心世界、精神追求、民族情感以及诗歌的韵律、写作思维方式等方面却大致相同。所以，诗人的任务是相似的，也是不同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诗，用诗意的语句具化了一个民族的梦想和追求。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满了热词和激进行为。有时我们会有叶芝曾经有过的那种感觉：世界已经很混乱，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耗损着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我们都会发现，清白和天真被超道德的虚无主义所淹没。诗，天性乐观。不管情况如何，无论社会政治氛围多么黑暗，无论对于人生和生命的最大可能的探索多具冒险色彩，诗人都不会轻易放弃。即使在他们的生命之灯快要燃尽的时候，他们对于人性的善和人性的终极胜利依然保持着那份与生俱来的信念。不仅为当下的世界而且为未来的世界歌唱，这是诗人的特权与使命。纵观历史，我们可以说，诗，是一个民族觉醒的号角，也是社会运动的旗帜。
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为一本墨西哥当代诗选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诗人靠其诗句而成为诗人，所以，只有诗人能使一种新的对话成为可能。”作为诗人，为艺术而写作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任何诗人可以脱离生活和现实，他必须走近自然、融入社会并和人群社团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与沟通；他必须对人类的生存与自由予以高度关注，并且积极响应人类心智的“命令”：通过诗歌语言体现其最高价值。
(印译英：阿洛克·班德亚帕德耶英译汉：杨宗泽)
诗人简介：阿西斯·桑亚尔，印度当代重要作家、诗人，1938年出生在原属印度的迈门辛(现属孟加拉国)，曾为加尔各答学院讲师。1968年，他在加尔各答组织了首届全印诗人会议，并编辑出版了一份英语纯文学刊物《孟加拉文学》。在担任印度作家协会秘书长期间，他曾于1988年在加尔各答组织了首届南亚区域联盟国家作家研讨会，系印度当代新视角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现居加尔各答，任印度诗歌节主席。1988年，其诗集《如来佛桑亚尔先生》荣获卡拉.巴拉蒂文学奖，并被评选为1988年度印度最佳诗人。其作品已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已有138部著作用英语或孟加拉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