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少年(花儿)是用汉语叙唱的土族爱情歌曲(土族情歌是用土语叙唱的)，曲式大多数上、下两句，以五声音阶的商、徽调式为主，有音域宽广、旋律起伏频繁，自由辽阔等特点。有二十余种不同的曲令，如《好花儿》令、《尕连手》令、《黄花儿姐》令、《红花儿组》令、《尕妹妹》令、《尕三妹》令、《杨柳姐》令、《梁梁上浪来》令等，以上曲自命名是以曲调内特有的衬词句为曲名，也有按地方名称命名的如《东山》令、《丹麻》令、《五十》令等，有些兄弟民族的歌手把土族少年“花儿”称为《土族》令。
各民族“花儿”的曲调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格调，听起来高亢、明亮、悠长，旋律清澈明快，尽管汉、回、土、撒拉、保安等民族的“花儿”都具有这个基本的艺术特性，但在这个共同性的基础上，还表现出各民族所独具的，富有鲜明个性的艺术成分。谈到“花儿”的曲调共性，第一个使我们注意到的重要因素就是曲调的旋律特点，因为作为音乐艺术来说，旋律是完成艺术表现力的第一要素，“花儿”在旋律方面与一般的说唱音乐、民间小调相比，有着极其鲜明的独特性。土族少年“花儿”中有一种很重要的旋法类型，这种类型具有一种意味深长的抒情性格，曲调进行委婉柔美，并具有内在的含蓄之感。这种特性的形成，是因为土族少年“花儿”旋律中有一种独特的级进运动。这种迂回的从商音到商音的级进旋律，十分平稳、婉转。如果我们用音列的方式把它所用的曲调音按运动趋热排列出来，就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与其他民族“花儿”旋律的不同之处，也可以使我们更能掌握它的特点。土族少年(花儿)从商音到商音，完全与五声的调式的完整音阶相同，它们是以构成其旋律的最常见的方式来进行排列的，所以称它为曲调形成音(音列)。在回、汉族“花儿”的旋律中，主要是突出商和徽的连接趋势。可在土族“花儿”的旋律中都是普通的重视宫音，在旋律进行中突出它的支持作用和相对稳定作用，引起了一些音关系的变化，使之旋律的不同。
土族少年“花儿”的曲调尚有以下特征，虽然调式基本上为商调式和徽调式，但调式主音及其上下五度音同样被强调，并突出宫音。有的曲调随着衬词句的变化出现扩充乐句。旋律音中经常出现相邻音级的环绕和装饰，乐句尾声有浓郁风味的土族独特唱法。在土族“花儿”的曲调中，乐句的中结音和结束句通常是一个长长的下滑行腔、下滑过程缓慢，下滑幅度很大，常出现的四、五度的下滑幅度，这是土族“花儿”在旋律进行中的主要特点，也是与其他兄弟民族“花儿”曲调在风格上的重要区别之一。
土族民歌分为家曲、野曲两大类。土族少年“花儿”属野曲类，土族人称“哈达过道”，意为外面唱的歌。所以在演唱“花儿”时要特别注意场合，无论在任何地方亲属在场都不能唱，如：父母与儿女、公公与儿媳、兄弟与姐妹、兄长与弟妹、姑婶与侄儿以及舅父母与外甥之间亲属、亲戚双方都要回避。
“花儿”的主要叙唱场合是田间地头，放羊拔草、出门远行和“花儿”会等。田间地头是“花儿”传播的主要场合，也是传播“花儿”最早最广泛的地方。特别是春季拔草季节，大姑娘、小媳妇们的心情格外好，她们穿着惹人的新衣服，三五成群，“花儿”优美的旋律此起彼伏，回荡在乡间田野上，在这个季节不仅唱“花儿”，也是年轻人们学“花儿”的好季节。土族的男子一般不拔草，闲在家里，在这个季节他们也成群结队到拔草的地边听”花儿”，名曰：“踏青”，这时就会形成男女对唱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不仅要嗓音好，记的词多，而且要有即兴编词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土族之乡有好几处民间集会场合，其中”花儿”会是其中的一种。其实“花儿”会最初是一种与庙会祭礼活动有关的民间集会，主要内容是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时，也利用农闲季节游览山水风光。日久天长，乞求神灵的内容少了，物资交流、谈情说爱，特别是唱“花儿”的内容多了，人们逐渐地把赶说成了赶“花儿”会。比如以前把互助丹麻“花儿”会称为“丹麻”戏，现已申报为非物质文化国家级保护单位。另外较出名的还有五峰寺花儿会。五峰寺位于五峰乡白多峨村五峰山上。始建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的道教寺院。每年六月六，有传统的朝山庙会，后逐渐变为各族民众登山对歌、消夏踏青的旅游山庄和”花儿”会场。五峰寺“花儿”会主要以汉族“花儿”为主，土族花儿歌手们也迎合风俗演唱汉族“花儿”，满山满洼唱的是《绿绿儿山》令。少年“花儿”，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抒情的文学体裁。它的语言特性是以抒发感情为对象和目的地，语言节奏是以感情为起伏变化为基础的，它是语言色彩是感情色彩的再现。它以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句形列式和音乐风格，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受，渲染了情绪。它以各民族独有的语言和音乐特性闪烁着迷人的光彩。“花儿”(少年)像一股清新的泉水，、川流不息，其丰富的文学语言、优美的旋律、滋润和活跃着人们的文化艺术生活，它又像富饶的矿山，蕴藏着无限的宝藏，等待我们不断地去开拓，去研究和保护。(马亚琼 马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