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约文化在河源，中庄遗址是重点；土埋白骨三千年，今朝掘出复见天。出土文物几千件，最巧神鸠犬戏牛；谁言此处绝荒地，殷商之世有人烟”。这首诗是对丹地大华中庄卡约文化遗址五彩缤纷、瑰丽耀目文化现象的真实反映。
“出土文物几千件，最巧神鸠犬戏牛”，是说丹地(今湟源)大华中庄发掘的出土文物数量众多，且出土文物中有稀世国宝。
卡约文化是青海境内主要的土著文化遗存，与青海地区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应是齐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依据时代早晚和地域差异，卡约文化又可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一种意见将它分为上孙类型(1973年在大通县上孙家寨首次发现而得名)和阿哈特拉类型(1982年在循化县阿哈特拉山首次发现而得名)；另一种意见将它分为卡约类型、上孙类型、阿哈特拉类型、大华中庄类型(1982年在湟源县大华中序首次发现而得名)。
卡约文化是首先在今湟中县卡约村发掘的，但丹地大华中庄卡约文化的发掘有着重要意义，它反映了3000多年以前青铜时代生息繁衍在湟水流域羌族部落先民的文化，这个时期相当于我国中原的商周时期，勤劳勇敢、天资聪明的羌族已进入了牧业文化的时期。
1982年湟源县大华中庄出土的青铜鸠杖首、四面铜人饰、鸟形铜铃等造型逼真、工艺复杂。鸠杖首是在鸠头状杖銎之上，一端塑铸一条昂首张口翘尾的猛犬，另一端塑铸一头耸肩奋力的母牛，牛犬相向而立，作欲斗状，母牛腹下又有一正在吮乳的牛犊却神态安然，此件构思巧妙，造型生动，纹饰繁缛，可能系用多种合铸而成。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造型艺术看，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出卡约文化时期人们的冶铸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些反映原始人类生活的文物，在中国首次出土，在世界也是凤毛麟角。因而一公布，便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据有关资料介绍：周人也崇拜鸠鸟。周以来，鸠鸟崇拜在好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盛行于我国的南北方。
鸠杖又称之为“王杖”，是部落首领权势的象征。在大华村西约十多里的地方称“柏林嘴”，原名叫“哈那呼鲁呼”，意为“国王坐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古老的羌族王城。有王城必有王杖。据史记载：西王母作为远古时代环湖地区羌族首领，相传“鸠仗首”就是反映西王母至高无上权威的“王杖”。实际上，鸠杖首的出非这两件，到目前为止，从北到南，全国各地均有鸠杖出土，而湟源大华中庄的鸠杖出土于3000多年前的卡约文化时期，也就是说，出土于湟源中庄的鸠杖距离其他地方出土的鸠杖早千余年。
由于鸠是至高无上的神鸟，所以，各地出土的饰有鸠的器物上，鸠总是高高在上，而有意思的是，湟源大华中庄出土的铜鸠杖上，鸠虽然还高踞在王杖之上，可羌人却敢将“犬戏牛”的铜雕塑在鸠的脑袋上，这不是对不可亵渎的圣鸟的严重不尊吗？实际上，将象征着牧业繁荣的母牛和小牛犊以及保护它们的牧犬雕铸在神圣的鸠之头顶，意思非常明确，就是羌人用形象而又直观的铜雕语言在祈祷：至高无上的鸠之灵啊，祈求你用你所具有的超凡的神力，护佑我们美好而幸福的生活，促进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的“飞速发展”吧！
大华中庄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件中华绝世珍宝，此器为铜铸杖首。造型极为古朴奇特。一人伸腿而坐，左右臂至胯部各铸一面，双脚铸为一面，成四面人像。人像留发而无冠，降鼻大眼，神态各异。或威而不露，或远眺沉思，或含笑说教。此件出土之始，定名为“四面铜人”。
此铜器作何用？有何种蕴含？地方史学者程起骏先生再三研读，认为此铜器正是古籍中所说的神秘莫测的“黄帝四面”，他撰文深究说：但说一个人长着四张面孔，就有点离谱。因此，到了远鬼神不言怪的孔子受徒讲学的时候，其学生子贡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夫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见《太平御览》)。孔子答道：“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谓四方”。即黄帝派出了四位长得极像自己又志同道合的人，同时治理四方，收到了相同的政绩。而《吕氏春秋》则解释为黄帝向四方派出代表，访贤纳士，立以为佐，这叫黄帝立四面。以上两种诠释都比较勉强。到了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书《十六经•立命》时，对“黄帝四面”作了比较合理的解释：“黄宗(帝)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甲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简言之，就是黄帝画了自己的四张像，挂在四个方向，使四方的臣民百姓都能看到他，“设象以为民纪”，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并把黄帝四面与“天下为宗”直接联系起来，可见这“四面”的重大意义。这样做政治效果可能比较好，其后代都纷纷学习老祖宗的这一妙法。都在宫门外的象阙卜挂出自己的标准像，使四方百姓都知道，圣王时刻在关注他们，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故在先秦古籍纬书上有：“三皇无文，五帝画像”及“三皇设高‘民不讳，五帝画像世顺机”的记叙可以为证。
在表叙了古籍中有关“黄帝四面”的资料后，程起骏先生指出：让我们对号入座，就湟源出土的四而铜人就是“黄帝四而”，提出如下的依据：其一，“四面铜人”等文物均属卡约文化。卡约文化为青海唯一的土著文化，也就是典型的以古羌人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上限距今约3550年，由于此墓出土文物中铜器石器并存，因此可推定此遗址为齐家文化之尾，卡约文化之首，则断代上限应在3600年左右。这个时期在中原为商代前朝，在青海地区则为羌人鼎盛之时，二者交往十分密切。在《诗经•商颂》写道：“白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说明在商朝之初，与羌人关系就非常紧密，有政治的、经济的、血缘的诸多原因在内。其二，黄帝与青海羌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黄帝与炎帝都是羌族部落的大首领，出生于青海或周边地区的羌人部落中，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后来，他兄弟二人到中原地区闯天下，成为治理华夏的“圣王”。在他们出生的故地，父老乡亲们对他们的掌故如数家珍，对他们崇敬有加，这是情理中的事。说不定这“黄帝四面”的传说就是在青海地区产生的，所以就把“黄帝四面”用铜铸定格下来，做成杖首，作为羌人王者的重要仪杖，尊贵的象征。其三，黄帝与昆仑山戚戚相关，《庄子》记有：“昆仑之虚，黄帝所休”，“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山海经》载：“昆仑之丘，帝之下都”。而《穆天子传》则记得更为明确：“吉日辛西，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其四，有了上述三方面的原因，黄帝的某一支后人，有可能在商代时还是昆仑山中羌族的大首领。他(她)们很可能要将“黄帝四面”之像作为族徽，或作为图腾加以供奉祭祀，以示本族非凡的根基和无上的荣耀。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黄帝将自己四面铜像颁赐给“莫敢不来王”的羌族大首领，以示二者关系的密切程度，并表达“傅一心，四达自中，为天下宗”的政治意愿。
总之，湟源出土的黄帝四面铜像，蕴含有很多的史学信息，亦为上古史中有关黄帝传说的物证。此铜器的发现，则更为合理正确地诠释了“黄帝四面”的典故，是对孔子等作出的三种解释的修正。其造型如一山体，手臂、腿脚化为人面，暗合黄帝出之昆仑山死后四体化为山川江河的古老传说。此铜器史学价值珍贵之极！在国内外尚未发现同类器物，出土于青海湟源则意义深远，作为一件上古时代的艺术品，也是精美绝伦，创意奇妙之极。（李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