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山》是一部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人类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纪录片作品。它以独特的艺术眼光，流畅的电视语言，细腻的跟踪拍摄，全景式地展现了青海脑山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给脑山带来的变化。婚丧嫁娶、劳作耕耘，奔走忙碌，喜怒哀乐……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画面，随着镜头的推进，在观众眼前一一展开。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片生活，是带着土腥味的、淳朴的、原生态的生活，是一个立体、鲜活、充满质感的脑山。在看腻了那些虚幻的、矫揉造作的乃至胡编乱造的影视作品之后，回过头来再看《脑山》，让人禁不住心头一热。
电视是一门综合艺术。一部优秀作品的产生，有赖于多种表现手段、表现方式的相得益彰。《脑山》一改时下许多电视作品居高临下的姿态，充满说教的语态，以其平民化的视角、温暖的情感、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讲述了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它的解说词平实质朴，娓娓道来，不煽情，不夸张，不空泛。其中有些句子，如“脑山人在和大自然的较量上从未取得过辉煌胜利，但也没有彻底失败”，“这里最不缺少的是大龄男青年”，“他身后留下的不仅是脑山的地，还有脑山的情”等，就颇有意蕴，耐人寻味。《脑山》的画面是朴素细腻的，抢拍、长镜头、同期声、现场效果声等多种手法的交相为用，更为作品营造出灵动而又真实的现场气氛。片子中的不少画面是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的。譬如说，冶建泰在离开鸡嘴弯迁往内蒙古之前，一个人走到地边的那一组镜头，就很能显示出作者运用画面语言表达主题的功力。那种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凝望，那副与亲人、邻里难舍难分的表情，有着胜似千言万语的艺术效果。从中可以看出，《脑山》的跟踪拍摄是相当到位的。否则，恐怕很难捕捉到这样生动的瞬间。
《脑山》在人物、事件和矛盾冲突的设置上非常富有匠心。一边是相信科学的人们在打炮驱散乌云，防止冰雹降落；一边是笃信神灵的人们在叩首长拜，祈求苍天开恩。一边是准备迁徙他乡的人们在拆除旧屋，一边是决心坚守脑山的人们在建造新房……诸如此类的矛盾设置和素材编织，看似不经意，实则乃编导动过一番大心思的得意之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脑山》的创作者们对生活真实事件所做的情节化处理和和故事化叙述。尽管，纪录片不能用故事片的戏剧性来吸引观众，但在坚持真实性的原则之下，在纪录片中尽可能地穿插一些故事，或者对纪录片做某种故事化的叙述和剪辑，无疑有利于引发观众的收视兴趣，掀起观众情感的波澜。在“人事”一章中，这种故事化的叙述表现得特别明显。从蒙古族姑娘萨仁娜由遥远的柴达木盆地来到脑山的新家开始，到她完全适应这里的环境，其间发生的一连串故事，把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表现得十分传神，让观众像看电视剧一般欲罢不能。这种结构和叙述方式，丝毫没有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性，反倒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观赏性。
我知道，拍摄这样的纪录片是很不容易的。翻山越岭、长时间跟拍的艰辛自不必说，更难的则是对拍摄对象也就是创作客体的甄别和筛选。山野苍苍、人群茫茫，镜头究竟应该对向何方，对准何人，这是创作者首先面临的难题。不下一番寻寻觅觅的苦功夫，这个问题是解决不好的。拍摄对象有了，能不能取得他们的高度信任，对于创作者来说，往往又是新的挑战。没有对创作客体的一腔真诚，没有长期的交友共处，信任和默契是很难建立的。当我看到萨仁娜和婆婆一起在麦地里拔草时，因为拔了麦子而不得不承受婆婆劈头盖脸的指责；看到萨仁娜第一次学做锟锅时那种慌乱、窘迫、忐忑的神态，我不禁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些镜头，特别符合特定情境下人物的行为逻辑，没有任何事先设计或摆拍的痕迹。我甚至怀疑这些镜头是采取偷拍的方式得到的，不然，怎么会那么真实、那么生动、那么自然？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著名摄影家说过的话：“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是的，靠得近才能拍得好！《脑山》拍得好，不就是因为创作者对脑山靠得很近吗？这个近，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而且是心灵意义上的。
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需要一些水准较高的文化产品予以支撑。这些产品，不仅能够得到当地群众的首肯，而且能够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得到人们的认同。《脑山》就属于这样的文化产品。这样的产品，对于一个地方文化形象的塑造、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影响力的扩大，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青海是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富矿区，也有过纪录片生产佳作迭出、好评如潮的丰盛时期。当一批年富力强、长期保持着浓郁纪录片情结、坚守着高度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精神的电视工作者成长起来的时候，我相信，青海纪录片创作的前景一定是非常美好的。衷心祝愿青海的纪录片以《脑山》作为新的起点，迎来新的繁荣和辉煌。(王贵如)